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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因·兰德成了我生命中的定海神针。我们没过多久就来一次心灵之约——大多是我的心灵约会她的心灵——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成了她家每周聚会上的常客。她是个完全独立的思考者，分析敏锐，意志坚强，高度自律，极力坚持理性为最高价值标准。有一点，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都认为数学很重要，思维严密很重要。
但是她远远超越了这一点，她思考的范围比我敢想的东西要广泛得多。她是一个忠实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人——其中心思想认为，存在着一种独立于与意识和可知性的客观真实。因此她把她的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并亲身实践亚里斯多德伦理学的重要信条——即个人具有内在的高尚品质，个人的最高责任就是通过挖掘这一潜力而获得人生圆满。和她探讨各种思想就是上一堂逻辑学和伦理学的超级大课。大多数时候，我还算跟得上她的思维。
兰德的集体成了我在大学和经济专业之外的第一个社交圈。我参与通宵辩论，为她的时事评论撰写捧场文章，表现了一个醍醐灌顶的年青弟子的炽热情怀。象所有刚刚改变信仰的人一样，我倾向于使用最实在最简单的字眼来表达概念。几乎每个人都先看到一个概念的大致要点，然后再深入复杂之处和适用条件。不这样做，就没啥可说的，也没啥可学的。只有当我的新信仰的内在矛盾开始冒出来时，狂热才退烧。
我发现的一个矛盾尤有启迪。根据客观主义者的信条，税收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允许政府强制性地占用私人财产。然而，如果税收是错误的话，那么有什么可靠的办法为政府提供资金来实现其基本功能——包括配备警察队伍保护个人权利——呢？兰德们的回答是：深明大义的人会自愿捐款。这种回答是不足以服人的。人们有自由意志，要是他们不肯捐款呢？
我还发现自由市场竞争的哲学更加博大，令人神往，到今天我都还这样认为，但是我开始无奈地认识到：只要我的思想大厦还需要修修补补，我就不能要求他人欣然接受。我加入理查德·尼克松角逐1968年总统竞选班子的时候，决心以推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为已任，而不是作为局外人写写批评文章。我接受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的任命时，我知道我必须宣誓维护宪法，还得宣誓维护很多我认为错误的国家法律。民主社会由法律统治这一事实，意味着公共事务几乎在各方面都缺乏共识。公共事务上的妥协是文明的代价，而不是取消原则。
上述分析向我们揭示出另一个铁的事实：只要还有传统的石油可用，我们就倾向于一直依赖它。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号召的“能源独立”只是政治上的哗众取宠，这和以后历任总统的类似宣言没有什么不同。关于能源独立，惟一有意义的定义是：基于庞大的地下未开发储量或者基于当年德州铁路委员会可以控制大量原油供应的世界价格领导权。美国在1971年之前所享有的、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的石油独立，早就不复存在。
历史记下了这一幕：我在椭圆办公室里当着福特总统的面宣誓就职，艾因·兰德就站在我的身旁。我和艾因·兰德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她于1982年逝世，我感激她对我的人生影响。遇到她，我才开了窍。此前，我做工作都是凭经验、凭数字，从来没有以价值观为导向。我是一个有天分的技术人才，但也仅仅如此而已。我的逻辑实证主义低估了历史和文学——如果你问我乔叟的诗是否值得一读，我会说“别费那个神。”兰德说服我正视人类，正视人类的价值观，正视价值观如何起作用，正视人类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那么做，正视人类怎么想以及为什么那么想。这让我大开眼界，远远超出我学过的经济模型之范畴。我开始学习社会形式和文化表现，开始明白经济学和预测是离不开这些知识的——不同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及创造物质财富的方式各擅胜长大异其趣。对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缘起于艾因·兰德。她把我引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从此，我闭上了妄言的嘴巴。
三 经济和政治对对碰
1960年代经济预测之风席卷华盛顿。起头的人是来自米尼苏达州的沃尔特·海勒（译者注：1915…1987）教授，他机智博学，时任经济顾问团主席，他向肯尼迪总统进言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起初，肯尼迪不接受这个主意——毕竟，他就职时号召美国人民自我牺牲。况且在当时情况下，减税意味着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变，而政府已经债务缠身。那时候的经济模式和家庭财务一样——要求预算平衡，量入为出。事实上有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人民道歉，就是因为出现了3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然而，古巴导弹危机过后，1964年的总统就要开始，经济增长过于缓慢，最后，肯尼迪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了。1963年1月，他向国会提交的100亿美元减税方案引人注目——那是当时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减税额，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总量，差不多相当于乔治•；W•；布什总统三个减税计划的总和。
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死后不久就签署了这项减税法令。让所有人高兴的是，其结果正如经济顾问团所料：到1965年的时候，经济欣欣向荣。年增长率超过6％，和沃尔特•；海勒的经济预测完全一致。
经济学家们欢欣雀跃。他们以为终于破解了经济预测之谜，大大方方弹冠相庆：“经济政策的新时代已然在握。” 经济顾问团的年度报告宣称“经济政策工具已经更精细，更有效，大大地摆脱了来自传统、谬误和空谈的种种禁忌”。它认为，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再在事后作出被动反应，而应该“预见并规划未来发展”。股票市场热火朝天，《时代》杂志在年底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搬上封面（尽管他早就死于1946年），声称：“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以总统之尊提起这句话，为他任内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干预主义辩护。
对这一切，我很难相信。在宏观经济预测方面，我从来就不自信，而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里，虽然的确会为客户提供宏观预测，但那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不得不仰慕海勒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依然记得，我坐在松树街80号的办公室里，面对布鲁克林大桥的壮丽景色，心想：哇！还好我没干海勒的活。我知道宏观经济的预测，与其说是科学，远不如说是艺术。
这些灿烂的经济成果，随着约翰逊当局把大把的银子投入越战和“伟大社会”计划而逐渐烟消云散。除了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日常经营中必做的一些事，我对政府财政政策深感兴趣，并且经常写一些报纸社评和经济杂志文章，批评政府当局。特别是越战经济学，由于我此前做过越战费用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旧同事桑迪·帕克当时还是《财富》杂志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于1966年初请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帮助估算战争费用，我欣然答应。
约翰逊总统没有把有些东西算进帐里。当局估计的战争成本看起来不高，是因为隐瞒了美军增加部署之事。后来，这事纸包不住火——据报道，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秘密增加40万兵力。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始自1966年7月1日的财政年度预算提案，我对此进行了条分缕析，加上熟知五角大楼的开支模式和开支习惯，我断定那次预算把那年战争的可能费用至少低报了50％——少报110亿美元或更多。（从一条展望1967年的注脚中可以看出，预算还假定战斗会在1967年6月30日结束，从此不再有更换飞机和其它设备损失的高昂费用。）
《财富》杂志曝光了这件事，1966年4月份里有一篇文章，标题为“越战：费用核算”。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预算几乎没有提到往后的越战开支水平”。 当时，关于约翰逊和他的内阁是否隐瞒了越战成本的争论愈演愈烈，这番言论出自这样一份受人尊敬的商业出版物，可谓火上浇油*。
*约翰逊总统一开始就玩弄数字游戏。举例来说，前约翰逊总统顾问，历史学家埃里克·哥尔德曼在1969年的回忆录里，描述了约翰逊如何就他的第一份预算误导记者，“给人以致力于经济并且善于搞经济的印象”。
然而，除了怀疑战时经济数据，我当时和时代远远脱节。人们一提起60年代，便想到民权运动、反战游行，还有性、毒品以及摇滚乐——光怪陆离的剧变文化。不过，我在代沟的另一边。1966年我年届40，这就是说，在1950年代，我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到了该穿夹克打领带叼烟斗（里面装着烟草）的年纪了。我仍然听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音乐，也听听班尼·古德曼和格仑·米勒。随着埃尔维斯（译者注：指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闪亮登场，流行音乐变得和我几乎完全格格不入，对我的耳朵来说，那和噪音差不了多少。我认为披头士倒还是不错的音乐家，歌唱得好，个性也迷人——比起紧随其后的一些人来说，他们的音乐几乎是经典的。我对60年代的文化没有亲合度，因为我认为它是反智主义的。我有很深的保守观念，推崇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我不和戴花嬉皮士来往（译者注：戴花嬉皮士主张权力归花，以爱与和平改革社会，喊出“不要战争，只要做爱”等口号。面对武装的警察，他们从不让步，他们向警察出示花朵，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