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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造成这样的困境与我前面提到政权的势力和几种相互独立的势力完全不健康地整合在一起有关，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道德的权威，知识的权威都没有能充分展开，这里有一些复杂的因素。清代塑造儒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人物是康熙、雍正、乾隆，又是中国历史上难得高明的皇帝，而这些高明的皇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又特别敏感，所以，雍正才有《大义觉迷录》，乾隆则几乎掌握了中国朴学的全部资源，从中也发展出一套控制的方式。举个例子，有个地方官，他的父亲在当地非常有影响，他建议他的父亲进文庙，从孝的角度说，这没什么可非议的，结果，皇帝大怒，进不进文庙这么大的事，只有朝廷可以考虑，哪有你地方官置喙之处！治他死罪是毫无疑问，朝廷辩论只是如何死法。这是何等残酷、何等霸道，说明皇帝控制象征资源已经到了没有任何地方空间的可能。你看《大义觉迷录》中对付曾静和吕留良的后人，简直是毛骨悚然，皇帝垄断《四库全书》的编纂，到底《四库全书》是为了宣扬中国文化，还是为了安全检查，原来是所有的禁书都可以收入，结果是所有的禁书都被消灭了。这样，一方面《四库全书》是文化贡献，但另一方面，把中国的文化资源限制在一个尺度之下，很多应该能够发挥的资源被毁掉了。这种情况下，真正要西化而又受到儒家影响的人，如曾国藩，又身为地方官，能起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到了民国，一方面军阀割据，另一方面又是袁世凯利用儒家资源要做皇帝，还搞了个美国人古诺帮他游说，社会的危机相当尖锐，使得“救亡图存”的心态爆发得特别强烈。加上中国第一代出国的那些人又都非常年轻，都是20来岁，假如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一种年轻的文化心态，不能够深思熟虑，又是悲愤急迫，但是就是这批20多岁的年轻人创造的思想典范，后面几代人都不能突破，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2）
黄：我想还有一个方面的考虑应当加入，使这个反思更充分一些。你想，“五四”基本上是个精英运动，鲁迅、胡适，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精英是企图为中国重新创造一个观念世界，例如“全盘西化”、“改造国民性”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向度，一方面是向西方寻找真理，另一方面是彻底反传统。这是精英领导的观念运动。哈佛的曼斯菲尔德是斯特劳斯的传人，基本上是精英主义者，他有一个观点，大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大众是一定要被精英所代表的。反过来了解，那就是精英一定要有他所代表的大众，精英才成其为社会的精英。
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的典范有另一重危机，经过观念革命来建构一个新的观念世界，这个观念世界就是否定一切的本土价值，全部的合理资源都是外来的。可是，日常生活中的草根传统几乎完全是以儒家为主的道德原则和行为习俗，孔子对这一点有深厚的理解，他说“礼失求诸野”、“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深刻的智慧。“五四”企图建立的观念世界与2000年来传统所锻造的生活世界是不相融合的，它导致的社会紧张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精英们高谈阔论的革命对象、改造对象是苦于日常生活的老百姓，鲁迅作品中批评的都是猥琐的小人物；而小人物们内困外扰的水深火热，精英们的那套观念革命又于事无补、相去甚远，这之间需要假以时日相互磨合。假如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我相信，民间的价值会逐步地化解“五四”的暴戾的激情，而让它合理的一面得以发扬光大。……虽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套观念世界，可是这套观念世界的基础是诉诸大众的，它强调生产力，强调阶级革命，强调劳动者对占有者的革命，又强调平等权利，强调“大同理想”，不管它们在具体解读上有多大的差异，无论如何，这套观念的话语特点与中国草根资源的很多方面相当地趣味相投，它缓解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紧张，“五四”的精英找不到他们可以代表的大众，而草根社会找不到可以代表他们的精英，这一点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当特殊却又似是而非地协调起来了，可以说，假如没有“五四”的不自觉的鸣锣开道，马克思主义的进入绝不会如此顺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接管了“五四”的遗产，一方面又在儒家道德权威主义和农民革命的双重资源中找到了它的草根基础。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有特殊意味的事件。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五四”的余绪如影相随，另一方面是没有被现代性洗礼的那些本土资源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这个民族真正的现代性考验不得不等待一个吊诡的轮回充分地放出它的能量再重新开始。
应该看到“五四”以后的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是相当复杂的，有点像你说的各种独立的资源是在负面的意义上相互作用。我记得汤一介先生曾经讲，希望出现三个力量的互动对话，所谓儒家、马列主义、西化三种力量，我想他是看到问题了，但是问题在于它们事实上一直在互动对话，而且正是这种互动对话构成了全部中国当代史，这种对话将来会有什么前景很不好说，但是清理以往的对话的历史遗迹，理解它们对当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和沉重教训，无论如何已是当务之急。例如文化大革命，如果相互割裂地说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产物、儒家在今日社会的复活，或者是“全盘西化”的必然结果，恐怕都不足以解释这个文明史上罕见的怪异现象。
杜：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雅各宾，彻底的集体主义、暴民运动，也是复杂现象。在西方启蒙以后引发的现代性、现代化过程是非常错综复杂的，这毫无疑问，因此，西蒙·埃森斯塔才认为，无论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反正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多样都能暴露出来，所以，他对我提“多元现代性”的问题表示置疑，我提出多元现代化或多元现代性就是要考虑地方知识的普世性和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的情况的确是你谈到的，它是精英对价值系统、观念系统的重建。如果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关键的人物是梁启超，他在“巴黎和会”看到中国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因此他发回的电报，引发了很大的反弹。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北京的学生运动，后来，全国的学生以及有爱国精神和情绪的工人、商人都参加了，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但是真正塑造“五四”的思想论说的毫无疑问都是知识分子，这批精英看到的背景是群众性的反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是他们能够成为一大思潮的原因。这股力量“学衡”那派人没有特别关注，基本上对这敏感缺乏同情，所以他们没有成为现实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成为学者、学究。真正把这套资源积极调动充分利用那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事实上“五四”时代才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新名词，到了20年代后期、30年代已经成为思想主流，这是为什么？这个转变实在太重要了，我想与你讲的那些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这里面还有些因素要注意，“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三十年”，这话是吴稚晖说的，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巴金，他们这批人从法国回来，与从美国回来的胡适等人，与从日本回来的鲁迅等人，与留在国内没有出国例如吴虞等人，他们之间不尽相同，但是都对解构中国传统、向西方寻找真理有共同的认识，形成了“统一战线”。鲁迅比较有独特性，他对英美回来的那些人的痛恨可能更甚于对传统的痛恨，当然，在那些知识人中，他的泥土性几乎是最强的。另一个因素绝不容被忽略，所谓新文化运动是个白话文运动，白话文是要彻底消解古代汉语，像韩国废除汉字用韩文，它是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当时对媒体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据说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地区所印的书是美国出的书的总和，这导致了一个新的阶层的出现，识字的人空前的增长了，这在社会转型中会起很大的作用。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3）
最后，我想讨论关于儒家所受到的冲击。儒家包含的内容很多，至少是道、学、政三面：基础理论、学术传统和经世致用。它所受到的冲击是真正全面的冲击，与佛教进入、蒙古入侵时很不相同。佛教的冲击基本上是精神世界的冲击，佛教在中国大盛的时候，儒家在社会伦理，政治制度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在政治上，考试制度、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