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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 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于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悮（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壁和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上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如李陵），三十年的卧薪尝胆（如勾践），现在
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兴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诓卧薪？
复楚未能先提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索系着此类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象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补记］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暑假，我在西雅图参加过由海外华人举办的纪念活动，包括学术演讲和图片展览。我儿子是活动的热心参予者。他在电脑网络中慷慨陈词，激烈抨击他认为“忍无可忍”的很多“汉奸言论”。我不赞同他把这些在他看来缺乏“爱国热忱”的同胞视为“汉奸”，但我承认，我从他和他亲自操办的活动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在精神上深受感染。突出感想有三点，附志于此：
（一）资本积累是个残酷的必然过程，先富是靠先抢。英、法、美等国是先抢者，德、日等国是后抢者，我们是被抢者。日本的“委曲”是属于后抢者的“委曲”，他们是靠抢中国才攒下家底。中国被抢后，“自力更生”等于自己抢自己，这是悲剧。中国近百年来贫穷、动乱不已，表面上是“内部积累”问题，实际上全和被抢有关，特别是同被日本抢有关。外因胜于内因。
（二）兵法讲知己知彼，日本在打中国之前，对中国研究得很深很透，但我们对他们却从上到下都不了解，特别是对他们心里想什么更是毫无所知（比如《李香兰》剧的“忏悔”，我们就看不懂人过去我们老是讲 “改造国民性”（这是从日本学来的），但现在作为战争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我看倒是应该叫日本人改造一下他们的“国民性”（可他们最恨的就是麦克阿瑟提出的这一主张），特别是他们那种很容易同“现代化”合拍而又野蛮得出奇，有如“机器杀手”的性格，让他们受点“再教育”。
（三）同西方学者打交道，我常常可以听到他们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很恼火。但在我的心目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强烈，或者至少是远不如只用国货的日本人和朝鲜人那么强烈。利玛窦就讲过：“日本民族，虽然比起中国来很小，但他们凶狠好斗，中国人很怕他们”。二次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大概是最受宽容但在内心深处最不服输也最不认错的民族。尽管我们同情过广岛（小时候，我看过他们的画展），可他们对南京又怎么样呢？在日本真正仟悔之前，普济主义（anlversalism）恐怕是早了点。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1）
我喜欢从生活中寻找学问，把学者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正儿八经当学问来做，并且捏造过一点谁都不知道的学科名称，堂而皇之，拿它们当文章的题目。当年，读《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我写过一篇读书札记，叫《汉奸发生学》，就属于这一类。
那篇文章，已成往事，但有些事值得回忆。我的文章，本来是登在《读书》1995年10期。文章长了点，因为篇幅有限，编辑把开头讲“中国式悲剧”的两段删去，完整的全文是见于我的杂文集《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网上登录几乎都是《读书》的节略本，令人遗憾。我写文章，一向不注意形势，也不看什么人的脸子行事。知识精英在争什么，出版社和书商在炒什么，读者群和读书市场，风朝哪边刮，潮向哪边走，我从来不关心。越是凑着什么事，命题作文，我越写不出东西，即便写出，心里也很紧张。然而，凑巧的很，它的发表时间，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前。那阵儿有一股翻案风。有人正在写汪精卫，写贝当，我听说，没看到。但我记得，好像有人在《读书》上写冯道。我的文章只是即兴之作，并非配合风潮，但读者有读者的环境，我管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拙文一出，便卷入这场热闹。不是我自己，而是读者。说好有一堆，有人打电话，说本年度这篇最好，好得不得了。说坏也有一堆，《解放军报》和《中流》都有人批我（别人寄我，才知道），说此人哗众取宠，极其反动。不仅如此，事情还闹到北京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有觉悟很高的学者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博导？我当时的老板，中文系的系主任费振刚先生也赶紧跑来问我，大家都说，你写了篇《替汉奸翻案》，是吗？我说，没有啊，我的文章是叫《汉奸发生学》，内容是讲“时势造汉奸”，汉奸是怎么叫大家给逼出来的。为了让他体谅“予衷之不察”，我跟他解释说，原理我是讲过一点，但绝对没劝大家干什么；我的文章都是虎头蛇尾，从来没有给谁指路（不想也没有资格）；谁读了我的文章，因而想当汉奸，或不想当汉奸，我都不负责；反正我自己没有想过，谓予不信，请查三代，我家是一门忠烈……
说实话，吴三桂这样的汉奸，我真的很有兴趣。因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魏斐德《洪业》，陈苏镇、薄小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页）。我曾跟朋友说，当时明、满、闯作三角斗，矛盾集于吴三桂，特别适合作影视题材。古人表现历史，喜欢把矛盾放在一二传奇人物身上，刻画内心冲突，从历史角度看是失分，从文学角度看是加分。中国的演史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如此。吴三桂的故事正好符合这一点。它是“汉奸发生学”的绝好标本，人格和历史冲突，极富悲剧性。如果拍好了，比《桃花扇》更动人。许多年前，意大利和中国都拍过《末代皇帝》，哪个好？影评者见仁见智，各有分说。贝特鲁奇的片子是拍给西方看的，中国观众说，这不合理，那悖史实，也许都对。但说千道万，人家有人家的优点，是淡化背景，突出个人，线条明快，观赏性强，不像我们的片子，人物纷杂，场面宏大，好像一块大花布，抖过来，抖过去，眼花缭乱，不得要领。
过去，谈吴三桂，我太轻描淡写，主要是讲他的“变形记”，即他的一生，前后有什么矛盾，很多细节，都来不及说。现在，我想把我感兴趣的几件事，即他的许多“一闪念”拎出来单说，看看作为活人的吴三桂，其内心活动有多么复杂。当然，我得说明，这绝不是专业研究。
吴三桂这一辈子，倾侧反覆，当时叫“吴逆”，现在叫“汉奸”，好像不值得谈。但当时做人太难。明清之际，大家喜欢讲史可法，只是史家的浪漫。实际上明臣多降，贰臣如洪承畴辈，比比皆是。在他之前，多少名臣贤将都降了（《洪业》后面附有统计表）。他自己的亲戚，如舅父祖大寿和祖大寿的儿子，也都降了。多尔衮动员这些降臣苦苦劝说，他不降。生死攸关，屡次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