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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５日，彭真把党组成员找到家中进行了一次谈话，荒煤在《不能忘却的纪念》中接着记述了那天的情景：
又一次，彭真同志召集文化部党组成员到他家里开会谈整风问题，汇报整风检查情况，燕铭刚开头讲了几句，说了一声：“我有罪……”接着就失声哭了起来。彭真同志温和地批评并且安慰了他，说他这样一个老干部不应如此，不能说什么有罪，谁能在工作中不犯错误，认识到改了就好。还说文化部工作还是有成绩的，有缺点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彭真同志还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说大家都还是要搞社会主义文化的，都是要向天安门那个方向走的。不过有的人说这条路近，有人认为那条路近，也走了些弯路，但最后还是走到天安门这个方向来了……
彭真的讲话使荒煤感到了些许的安慰，有一天，他和齐燕铭谈心，还批评燕铭那个有罪的说法，甚至激动地讲，“我们就是有多大的错误，也不能说成心犯罪嘛，你那么一哭，好像这罪确实很严重！”燕铭脸红了，连声嘟哝着：“是书生……书生气！”
不用说，彭真和他们的谈话后来被说成是一次阴谋的大黑会。
来自上面的压力仍在不断地加重，一次周扬向政治局汇报文化部整风时，康生发问：“荒煤检查（指公开正式检查）了没有，他为什么不检查？”整风领导小组的一位成员说，因为准备要荒煤带头揭批夏衍，先以批夏衍开始，所以还没有让荒煤检查。康生不放心，紧盯道：荒煤一定要检查！这时候，毛泽东在一旁插话道：
“荒煤不检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真的听到这个最高指示时，荒煤已经熬过了７年的牢狱之灾，是周扬在一次谈天时告诉他的。虽然当时并没有传达，但荒煤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感到了走投无路的重压。９月２８日，彭真又一次找荒煤等人的谈话，口气也起了变化，批评文化部检查不够，夏衍是不是顽强抵抗？种种迹象表明，批判的浪潮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９月，荒煤在文化部和影协的检查中终于承认了电影犯了路线错误。但还是认为是认识问题，“身首异处”的问题。按照周扬提出的四种情况，他勉强把自己归为第二类。
这一年的国庆节到了，荒煤没有像每年一样出现在天安门欢乐的人群中，他在笔记中写道：
１０月１日未去观礼，在家写材料，看材料，准备电影检查问题。
１０月２日下午在影协谈文殊检查问题。
１０月３日晚约汪洋等四人谈北影整风问题。
１０月４日上午到部上午看、批文件，下午党组讨论全面检查草案。
他就这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整风并没有像中宣部预想的在９月结束。１０月下旬，周扬派的工作组有肖望东、刘白羽等人组成，正式进驻文化部。一个星期后，通知部党组停止工作彻底检查。一天，刘白羽约荒煤到家里谈话，动员他出来揭发批判夏衍，以示“党组不是铁板一块”，荒煤没有同意，他说自己的错误也很多，没有检查前，不能揭发别人。这是周扬的最后一招，试图舍夏保陈，但荒煤拒绝了合作。
１２月，江青再次挥舞大棒，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阿诗玛》等一大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全国开展批判，电影已经成为人人要痛打的“落水狗”。
周扬宣布由刘白羽接管电影工作。
荒煤再也不用考虑那些繁重的事情了，他终于有了时间在家里写东西，但要写的只有一件——检查。他每天呆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常常从白天一直坐到深夜，早已习惯了丈夫整日不着家的张昕，看着他匍匐在桌前的身影感到了不安。终于有一天，荒煤拿着自己一打厚厚的稿纸给张昕看，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字眼跳入眼帘时，张昕惊讶了，虽然同在一个系统她从来很少过问丈夫的工作，但有一点她是有数的，荒煤从来是认认真真地为党工作。望着已经是疲惫不堪的丈夫，她不解地追问：怎么会是这样？荒煤木然地回答：性质恐怕就是这样的。说这话时，连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真心还是违心了。
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２日，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揭发和批判后，荒煤在文化部干部大会上作出了正式检查，他是这样开头的：
自从整风以来，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又参加了电影局的小组和北影厂的整风会议，大量的事实帮助了我、教育了我，认识到电影在我和夏衍的领导下，最近许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地、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顽强地对抗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陈荒煤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１９６５．１）
他很明白，既然是一条路线就绝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必然要牵扯到周扬，甚至涉及到主管电影的周恩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实际上他无法想通的地方，但在检查中一开始，他就费了很大笔墨作了明确
的划分，断然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在谈我的错误之前，先说明几点。在五八年以前，我在电影局只是负担部分领导工作。但是电影方面几次大的变动，有关体制的变动和所谓重大的改革以及向中央、中宣部起草的报告、决议等等，我都是积极参加的。凡是文化部党组讨论电影工作——虽然那时我没有参加党组，凡是以文化部党组名义起草的报告领导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方案，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对于这许多决定，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以及后来的行动证明，完全是积极拥护并加以贯彻的。更重要的是一些修正主义思想和做法，我在以后负责电影局工作的时候，都是继续加以坚持和贯彻的，甚至还有所发展。因此，电影局过去所谓的重大改革我也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第二，有一些所谓方案，改革体制的方案、报告，确实是经过上级领导批准的，但是现在检查，我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向中央、向党如实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第二，我们所提的方案，体制方案，现在回过头去仔细地检查一下，我们的方案，都是只有一个，没有给领导考虑其他方案的余地，从来没有提过在一个改革的中间有两个方案。我们的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第三，应该看到当时的领导对我们是信任的，信任我们所反映的情况，信任我们所提的这些方案。因此我们反映的错误的情况、错误的方案干扰了领导，甚至于可
以说是利用了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蒙蔽了领导，因此也不能把责任往上推。
第四，在一定的情况下，有个别的领导同志确实也讲过一些话，对我们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个别领导同志的话，不是根据当时总的电影全面情况，不是在一个会议上作出来正式的决定，是发表的个人意见。而这些讲法也往往是根据我们向上级领导同志反映的情况，所提出的意见，而且领导同志的讲话很多，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正确的话我们没有听进去。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立场问题。文化部党组以及我个人在整风期间相当一个时期有委屈的情绪，态度不端正。我看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好些时候都纠缠在这些问题上。
（同上）
他把过去的、报上级批准的、和按照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做的，总之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了自己的身上。整个检查只有一处涉及到胡乔木，事后，他甚至考虑过是否给乔木写信说明一下，但周扬说没有这个必要。的确，所有的当事人自己心里都明白。
一旦这条防线突破，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只能怀着认罪的心情检查自己给党的工作带来的巨大损失。他的长达三万多字的检查中主要分几个部分，一是从历史的发展论述电影是怎样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二是自己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所制造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强调所谓电影的群众性，要满足各阶层人民的需要。他详细阐释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在对此进行批判时，也只能冠以空洞的大帽子，看上去没有丝毫理论说服力。三是在贯彻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时和地方党委发生的矛盾，如何受到地方的抵制。
１９６５年，站在那样一个舞台上，面对相濡以沫的同事和部下，他的检查或许是诚心的，但在这个检查中我们仍旧看出了他深刻的痛苦和无奈。他根本无法对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现理论上的批判，他无论是在谈到历史和自己的主张时都显得分外具体生动，在落实到检查和批判时，却只能挥舞大棒用尽气力加以简单的否定。然而，这个检查将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一份珍贵的史料，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可供人研究的历史史实，还真实深刻地折射了那个荒诞的时代。
其实，是否言之有理并不重要。一位曾经参加了文化部整风批判会的老电影工作者说，那些发言听上去简直莫名其妙文不对题。但重要的是你说了，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变成真理。
没有人谈到中央对荒煤的检查是否满意，重要的是荒煤和夏衍都承认了电影有一条修正主义的反党路线，目的也就达到了。
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检查中，荒煤毫不隐瞒自己以往对夏衍这个“老头子”的敬重和默契，“夏衍对我的工作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