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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离开大队部，请出专案组。据说在一次摸五一六敌情、扩大深挖战果、排疑犯名单（多至３０余人）的秘密会上，他明确表示：“有那么多吗？不相信！”
郭小川回京看病，在永安路他的内室，轮次向干校难弟们透露“四人帮快完了”的自以为有来头的传言，从未有过的激动。上边又盯上他了，不管他牙周炎多么痛苦，还是把他赶到文化部另一个五七干校——天津团泊洼（当地的一所右派分子劳改农场近旁），宣布撤销办了６年多的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极少数分配不出去的人合并到这里。１９７５年，我又和小川在一起了。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牙痛加剧，离了安眠药没法活。他的居室……怎么说呢？做饭炉子，空酒瓶子，锅碗瓢盆，垃圾煤堆，床铺像个货摊，客至无立锥之地。小川还是小川，一个落魄的老革命和真正修炼到家的老诗人。山高皇帝远，我们聊了许多，主要是政局和艺术，治学和做人。同年秋天，我刚离开团泊洼，他写了《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还是郭小川。呜呼，我不禁仰天长叹：
真正的人不压迫人也不受别人压迫。
真正的人同受压迫的人同命运。
真正的人生活在恐怖诡秘的时候却跟不幸的小人物打成一片。
真正的人长着两颗心：一颗流血，一颗燃烧。
真正的人生活在说假话的时候不但不沉默不说假话而且说真话。
真正的人生活在“文死谏、武死战”的时候不但勇敢地写出而且危险地递上。
真正的人在绝望的时候以衰弱之躯传递着生的信息。
郭小川笑口常开，笑自己从前的可笑，笑有人现在的可笑。
小川的笑不但意味着清醒而且意味着抚慰，不仅仅是天真而且是坚韧。
他的内心却很痛苦。他用自己手中的火燃烧自己，终被烧死。
三、诗可以怨
我在干校写了将近廿首诗，有歌颂五七道路宽又长的，有歌颂劳动的艰苦与喜悦的，有观后、读后抒情的，有思念妻子儿女的，也有忧国忧民的，但不少是歌颂错了的，为奴役者歌唱，且无诗味。悼念总理写了两首，其中一首克家老认为还好，后来发表了，另外一首如下：
悼周恩来同志１９７６年１月
肝胆照日月，英姿映河山。七十八年功绩，谁人能写全？
恰似不尽江水，更添忧思绵绵，别时阒无言。
中华人八亿，不忘贤德慈颜。松柏翠，鲜花白，党旗艳。
骨灰泣血撒遍，无人挽狂澜。
干校每年一次探亲，“五一六分子”也不例外，但是我不行，让小儿阎力一个人回京探亲也不行。后来申请，仍不准，原因是孩子妈也成了“五一六”。可怜的刘茵，受了我的牵连，完全失去自由。她们学校，就她一个“五一六”。家里还有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阎荷。孩子拉练磨透了鞋底，可是妈妈在哪里？
黄河草·兰州（１９７０年未完成稿）
那年节庆喜夜长，新春辉煌昆仑堂；阵阵锣鼓声声唱，潇洒粉墨漫登场。
掌声四起笑语喧，异口同赞小姑贤；更堪叹啊谁导演？目光重重寻板弦。
红颊垂发青身柳，眯笑含羞踏云走；心纯似水底可见，情切似火总消愁。
曾记否，强开口，院墙下，紧拉手？转身走，猛回首，繁星点点月如钩。
通宵夜，心难收，趁好梦，巡天游：天安门前立大志，北海镜面荡轻舟。
静观园深百花艳，暗自掩面带笑看；故意避开含羞草，此刻专寻红牡丹。
烈士亭，春来早，个中事，知多少；先问当年秋夜月，再问黄河桥边草。
又过一年，我请班长孙一珍代我申请，找连长，找指导员，都一口拒绝。后来我亲自找连长，根本不抱希望的情况下却有了希望，原来刘茵此时已经“自由”。
三字谣·喜相逢（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３日）
红日升，喜讯惊，廿月整。喜相逢，要从容，莫忘形。
入夜醒，计行程，梦不成。绕堤埂，心飞动，更难平。
衣带松，担不轻，谁歇停。行匆匆，离咸宁，驾长风。
怨车重，催时钟，寒露凝。长江送，黄河迎，到北京。
到北京，风雪猛，辉煌景。四楼顶，果有灯，血沸腾。
敲门声，无动静，人未等。相依命，新婚兴，甘苦共。
四、“五·一六”案
咸宁作家李城外要我题词，我写了八个字：“向阳不堪古泽沛然”。
思绪又飘忽向阳湖，这古时候云梦湖中的一小块地方。
不管是新区来的、老区来的还是内定为接班人的，不管是老教授、老权威、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红卫兵小娃娃，不管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也不管原来亲密无间的、后来步步紧跟的还是无限忠于的，无一幸免，到文革后期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斗、批、走”的再度横扫，从全面内战到万家墨面，冤狱遍于国中，五七干校成了军事管制下的改造农场。腥风血雨的向阳湖呵！
一次，我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干校现在围湖造田，比起当年你们南泥湾垦荒来怎么样？”他们不约而同回答说：“当然苦多了！”闻之大惊。“五七路，长又长，五七战士永向阳”，这里只管洗脑、不管打粮，打的粮食还不够开工资呢！
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也就是说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重击之后，我渐渐学会反推法，试图把问题反过来看，让忠奸易位、善恶颠倒，以致“坏人”越看越像好人，作家协会的“修正主义”和“五一六匪帮”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陈白尘创作的《太平天国·金田村》和《石达开的末路》抗战前已经上演，民族危难时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排山倒海，严文井在延安的窑洞里培养作家并被毛泽东所邀谈，“战斗诗人”郭小川经受过南泥湾的磨练，侯金镜忧患深重、刚正不阿，冰心、臧克家、张天翼更是现代文学史的骄傲，心想，这些人倒了，中国还有什么文学？
我常常反问自己：“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和五七道路呢？公正、历史的评说，您在哪里？”
那次李城外来，我也以同样的问题向他发问，他说：“你们所有的谈话记录我都忠实无误地整理出来，以《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为题陆续见诸报端，谅你阅过。诸位一致认为这是一座‘文化金矿’，大有挖掘之必要。”
据《宋任穷回忆录》载，三中全会刚刚结束，胡耀邦就代表中央宣布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上任后收缴了原中央专案组的大量案卷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九卷、三十九万一千三百六十三件，涉及受审查人员六百六十九人，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三百二十人，先后关押和监护的一千一百二十四人，被隔离在单位、干校和外地的不计其数，受株连（有的深受牢狱之苦）的数以万计，其中包括“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被迫移交的大量莫须有的冤案案卷。“四人帮”制造冤案的手法可以归纳为六条：一、突击审讯，搞车轮战。二、指供诱供，逼取假证。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四、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五、无中生有，造谣中伤。六、捉刀代笔，强迫签字。七、断章取义，拼凑“罪行”。宋任穷回忆说：“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大搞逼、供、信，对老干部进行迫害，鼓吹什么‘办案的过程就是不断反右的过程’，‘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等谬论，要求办案组的人员‘无限仇恨’。”以上所列举的种种魔鬼般的行径，在我们的向阳湖干校几乎无一遗漏，行刑逼供，精神蹂躏，花样之多，手段之毒，当推文场之最。
每当我被带到用车轮战术审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暗室时，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
长期以来，我纳闷，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论也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几乎默不作声。干校揪斗“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何其毒也！作家协会（５连）的情况我在《笑比哭好》和《想起郭小川》里略述一二，干校各个连队的情况大致相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４连）揪斗“五一六”就很典型，什么“车轮战”、“黎明出成果”、“相面法”、“狗咬狗”，最后咬到３０多人，还不过瘾，说这个数字“右倾”。体罚、打人无所不至，头颅被乱撞，脸上用点燃的烟头随便烫触，用烟斗击头，用皮靴踢人，罚站最长的达三十多小时，其狠无比。干校里抓“五一六”是个天大的冤案也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有没有这个反革命组织？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杨、余、傅已经解放了，“五一六”不要再搞了！但是，我们连部仍然圈住不放，甚至大抓“五一六”新动向，竟然以“深挖五一六先进单位”之名，在连队食堂连日召开现场会，群众发牢骚，偷偷骂娘：“把我们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