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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宪法精神，而又要贯彻军统任意捕禁人民的作法，所以必须研究出一套办法。这个班成立后，
连一些被调训的各公开单位的司法人员都在背地里叫这个班是“违法训练班”，因为它是专门教
他们如何不受宪法的约束来继续为所欲为。当时一些学过法律的司法特务，对这些作法还有点担
心，怕真的照宪法行事时不好办。到１９４８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
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以后，他们才额手称庆，再也不必研究什
么办法，依旧可以按照原来的一套来进行审讯工作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对被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凤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
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
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毛人凤认为做得比较出色的，还是由天主教神父意大利人雷鸣
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被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
情报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要多几倍。当时各省
站最感苦恼的是无法打入中共地下组织，顶多能混入一些民主党派或进步一点的社会团体。由于
对中共组织一发觉一点线索，毛人凤便急于进行搜捕，而大多数共产党员被捕后没有什么口供，
使特务们枉费心机。
当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刚一占领，保密局便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去担任延安的稽查
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弃守延安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
毛人凤要不惜花费一切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延安放弃后一些中共领导人
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几乎是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结果除了稽查处在延安附近抓回
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者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
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
介石的这一要求。
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希望得到有关中共领导人行踪的情
报时立刻告知，以便加派重兵去围捕。这个时候，毛人凤寝食不安起来，天天都在会餐时谈这个
问题，也经常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
利，辜负了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到１９４
９年１０月间，毛人凤在和我谈到这一项工作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进行的地下斗争中，保
密局是失败了。
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国的直接支持，与美国特务们再度来
一次合流。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美国到南京来吊唁这位好朋
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一表示，梅乐斯当时也答应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再尽一点力气。后来美国
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六个军统大特务，特别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
陶一珊等人自由勋章时，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国的授勋专使的宴会上，再次表达了这一愿
望。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等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国特务
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芳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派了
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２０多名美特赴台湾，再度进行美蒋特务合流的活动。毛人凤对此曾寄以
极大的希望。
１９４８年秋天，蒋介石又特别准许保密局增加了２８８０人的编制预算。这两千多人大部分是
用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市在被解放前的破坏活动。
技术总队成立前，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了三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一度参
加企图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布置水雷和在江岸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
破坏。特别是在重庆撤逃之前，保密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
厂。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
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
特区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南岸鹅公岩等兵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一 予
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斗争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
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结果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已为
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特务们只好弃车狼狈逃回。最后是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因全厂
工人一 致起而保护，并多次与带着大批警察冲入的分局长宣善欤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
炸药运进厂去，这样重庆发电厂才得完整地保留下来。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
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还在香港把开往已解放的上海的英国轮船泽生号炸沉。当时任东南军
政长官的陈诚，看到这个总队在破坏工作方面很能起一些作用，便叫毛人凤把它全部划归自己指
挥，改为东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并特别准许这个总队的特务２０００多人全部去台湾。后来在
阻碍金门解放时，又调他们去参加附近海面与沿岛的布雷工作。
在１９４８年冬天，保密局还准备成立一个和技术总队一样庞大的行动总队，以加强镇压后方各
大中城市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专事逮捕与屠杀爱国人士的任务。当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这
一计划，同意再增加编制和预算后，毛人凤便于１１月初间调我到南京，叫我把云南站的工作交
给副站长胥光辅。我到南京的第二天，毛人凤便要我加紧筹备，要人事处赶紧抽调人员。我从人
事处找来的几百人当中，才挑选出不到５０人，因大多数人不适宜担任或不愿担任这项工作。当
时一些大特务们因为对战事发展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早在１９４８年春天便发生了情报处处长
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想改行当商人的事，这曾使不少人发生动遥毛人凤虽大骂何芝园为“胆小
鬼”，也没有法子能把他留下来。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电请求辞职去台湾，要去办农常
消息传开以后，一些有了钱的大特务都在各自打算，想早点离开大陆，纵不能去海外当寓公，也
希望先去台湾。这些情况不断发生后，对一些中下级的特务们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还是有
许多坚持反共到底的人，但他们内心的恐惧却时时加深，这和蒋介石刚发动全面内战时的心情完
全是两样了。有些我认为很适宜于行动工作的人，他们都在推三推四不肯再担任这项工作。后来
人事处告诉我，上海和苏州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人，叫我去挑选一下。我到上海一找他们谈话，
又大多希望去西南等后方工作。我一看这情形，苏州也不想去了，便回 了南京。这时正遇上淮
海战役，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已被解放军歼灭，李宗仁正在进行逼宫。在蒋介石痛恨到极点，而准
备在南京刺杀李宗仁的时候，毛人凤又叫我接替叶翔之去担任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工作，这才把成
立行动总队的事搁了下来。
但是在南京准备撤走之前，毛人凤还是布置了一次大逮捕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得到蒋介石的指
示，南京临解放还不走的军政大员一定是想在解放后投向共产党，除了先劝他们早点离开外，到
时不走的便一律逮捕起来。当时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和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都奉到这一命令，可
是一等到保密局逃离南京而分别在上海、福州成立办事处并准备向台湾迁移时，南京方面留下的
大特务都纷纷做逃离南京的准备。他们一面怕解放时逃不了，一面也怕李宗仁上台后，桂系特务
要逮捕他们。所以等到蒋介石宣布“引退”后，大特务们便抢着向上海逃跑，毛人凤要制止也制
止不祝等到南京临解放时，许多准备留下不走的人都躲了起来，加上留下的特务也不多，这个临
解放前的搜捕工作，才没有按毛人凤的计划来实行。
上海解放前，毛人凤准备在大屠杀、大破坏之外，还来一次大抢劫，这是与其他城市撤退时不同
的。以后除了由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在宋公园和南市等处执行过毛人凤的屠杀政策外，破坏上海公
用建设的工作，则因汤恩伯还准备在上海与解放军进行巷战，而没有先破坏，等解放后才派飞机
去轰炸杨树浦等发电厂。最使毛人凤不满意的是他抢劫勒索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一直认为是最大
的遗憾。１９４９年１０月间，他在昆明和我以及徐远举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大骂上海稽
查处长黄加持太不中用，没有听他的命令。原来在上海被包围时，他就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做好
抢劫的准备，他认为不抢走，反正会落到共产党手中，不如先抢到手中。在他的计划中至少可抢
到几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钞，足够保密局一两年的经费。由于黄加持的准备工作没有事先做到很周
密，不但有钱的资本家都躲了起来找不到，他们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结果除了特务们
各显神通自己趁机抢了一些外，这一有计划的大规模抢劫却没有能实现。
自从南京、上海解放以后，保密局秉承蒋介石的命令，更加倒行逆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