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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自上阵“督剿”，摆出一副要与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决一雌雄的架势，以图“雪遵义失败之耻”。他到重庆的第二天便发出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
重庆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蒋介石正在紧张部署。他在地图上围绕遵义画了一个大圆圈，并据此从东西南北调兵遣将。他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防红军东进与萧、贺二、六军团会师；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在打鼓新场一线，堵红军西进；命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烂泥沟、修文、大厂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口一线，防红军南出；命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我军北上，企图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红军。
蒋介石想起了第五次“围剿”实行碉堡政策的甜头，重新祭起堡垒主义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法宝。他命令各军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要求“最好每里一碉”，妄想南北夹击，步步推进，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鼓荡平”。
蒋介石看着墙上的兵力部署图，坐在太师椅上摸着尖下巴，得意地点头自语；“这回看你朱毛还能插翅而飞吗？前有长江天险，后有乌江阻挡，左右两侧有我追兵，难道朱毛能从石缝中钻过吗？”
中央红军及时得到了蒋介石调兵遣将的情报，还破译了敌方的一些电报密码。从多年的斗争中，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已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对于蒋介石的图谋洞若观火。他决定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使中央军出动，寻机在黔北再歼其部分主力，以打开缺口，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敌情，发现东、北、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重兵围堵，唯有西面较为薄弱，于是决定把红九军团部署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红三军团向西行进，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机打击周浑元纵队。
3月5日，红军各部开始行动，除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钳制敌人外，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集中到鸭溪附近地域，准备与周浑元部作战。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萧（周纵队第九十六师师长萧致平）谢（周纵队第五师师长谢溥福）两师的部署》，判断“周纵队萧谢两师共七个团明6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师（周纵队万耀煌任师长的第十三师）六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石向大黑水前进”；决定6日首先消灭萧谢两师，“以便7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蒋介石本来命令周浑元纵队6日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进攻遵义。但5日下午飞机发现红军正向鸭溪西南方向移动。蒋介石得悉这一情报后非常重视，他判断红军不外有两种企图：一是西进，渡江北上；二是先找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压迫贵阳。他对吴纵队两师被歼心有余悸，怕周浑元重蹈覆辙，因而5日深夜电令周浑元：“明日决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同日，他也命令吴奇伟暂取守势防御。这样，打击周浑元纵队的歼敌计划没有实现。
于是，中央红军继续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红军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在遵义消灭了他两个师，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并且有毛泽东灵活战略战术的指导，因此告诫下属，对红军不可轻视；另一方面，他认为贵州西北地区地瘠民贫，大部队行动及给养供应困难，红军在这一地区内徘徊不前，说明尚未定下前进的大方向。蒋介石认为，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红军大部队无法实施有效的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地区打游击。基于上述几点考虑，蒋介石感到这是消灭红军的绝好时机。3月9日，他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继续向前推进，再次组织对红军的围攻。
就在红军徘徊诱敌，寻找战机的过程中，红军高层领导中发生了一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的争论。透过这场争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领略毛泽东指挥艺术的高超。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以“万急”致电军委，郑重提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且提了五条具体建议。
周恩来拿着“万急”电报同毛泽东商量，并表达了他倾向性的意见：二进遵义，野战军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周浑元部避战不出，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10余天，想打仗了。这份电报也给其他军委委员看了，多数军委委员也赞成避开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扫清西进道路。
林彪要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刚看过报纸和几份破译的敌方电报，其中都提到了“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他特别的关注。这些电报讲到，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匪西窜必经之地”。因此，毛泽东不赞成进攻打鼓新场，认为那个地方红军是万万去不得的。
于是，毛泽东建议立即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攻不攻打鼓新场的问题。
张闻天召集了20余人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绝大多数人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应该从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但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毛泽东回到住处，左思右想，对这一仗仍不放心。半夜里他又来到周恩来住处，叫周恩来晚一点发命令，还是再想一想。周恩来这时也重新分析了敌情，接受了这个意见。毛泽东又去找朱德商量，朱德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重新开会讨论，毛泽东终于把大家说服了，从而改变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3月11日，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据昨前两天情报，犹（禹九）旅已由西安寨退沣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日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毛泽东将计就计，三渡赤水引敌西进（2）
事实证明，毛泽东力主不进攻打鼓新场是非常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运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的时候，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进攻，面对的将不是黔军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三个纵队。只要红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及时制止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
毛泽东虽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却也一直在寻找着新的战机。当时，黔军王家烈为保存实力，退避不战。周浑元退至鲁班场，构筑工事，坚守不出。蒋介石要求周浑元了解红军真实企图后，“方可大举”，要求吴奇伟到鸭溪后，“不可随意轻进”。当时，红军东有郭勋祺纵队，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一部，西北有滇军孙渡部。蒋介石一面回避红军的运动战，一面不断缩小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圈，步步为营，迫使红军与他们打阵地战、堡垒战。红一军团三次在长干山附近调动敌人，敌人均伏而不出。敌我双方相持在遵义西南的大山之中，虎视眈眈，大有一种大战前沉寂而又紧张的气氛。敌人的包围圈在逐步缩小，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为了打破僵局，军委和毛泽东果断决定，挥师西南，集中兵力，向鲁班场敌人主动发起进攻，以打乱敌人的部署，使我军争取战略主动，迅速脱出重围。14日，前敌司令部通知各军团：“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日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鲁班场，是一个仅有百户人家的小镇，位于仁怀县南面距县城23公里处。东、西、北三面环山，东为海拔1400多米的摩天岭，西有突兀的马鞍山，北部是参差起伏的山峦，南面则是约五公里长的山间开阔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从鲁班场到茅台渡口约20公里，红军三渡赤水的大路，需经过鲁班场附近。毛泽东所以不打打鼓新场而选中了鲁班场，也许就是因为已有了三渡赤水跳出包围圈的战略构想。其实，在决定打鲁班场之前，红军就已派出工兵部队和小分队先期到达茅台渡口，夺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并架设了两座浮桥。
在鲁班场，敌驻有周浑元部三个师八个团的兵力，他们比红军早四天到达这里，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强迫老百姓伐木砍树，修工事，挖战壕，筑了70多个梅花形碉堡，还用藤条、荆棘缠绕成一道道“土铁丝网”作为屏障，守备森严。
15日晨，红军除九军团在坛厂作总预备队外，分成两路行动，以一、三军团主力及干部团为右翼队，五军团及三军团一部为左翼队。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