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真不大好打。所幸，尚有“归路”可寻：一是，当年《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有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言，归其撰述。”（《创办时务报原委记》），这里的“其”非指他人，乃梁氏“夫子自道”；二是，梁启超壬寅年（1902）自己作《序》的著作，更可以佐证：这篇注明“清光绪二十二年”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报中论说”，编入了梁氏本人的《饮冰室集》（今见《饮水室合集·文集》一）则其为梁氏“撰述”，殆无可疑。怎么能将“笔端常带感情”的梁氏之《论》，任意栽到汪氏头上呢！
二日：错指。例如，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创刊号上，有一篇署名“抱一”的《创刊词》，开宗明义道：
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
可谓快人快语，痛快淋漓。在《创刊词》书中，录入了这篇《创刊词》，并记述其“创刊背景”，略谓：
《生活》1920年10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于上海，（中略）王志莘主编。从1926年10月24日第2卷第1期起，改由邹韬奋主编。（中略）1933年12月出版至第8卷第50期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所谓“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予以查封。
查对史实，这段文字盖有一误、二错、三失实。一误者，《生活》创刊年代为1925年，被写成了“1920年”（或系校误）；二错者，创办之初的主编乃黄炎培，而非王志莘；三失实者，所谓“第8卷第50期后”被“查封”，历史的事实应该是，1933年12月8日，“最高军事当局和中央党部”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欲加之罪，发出查封《生活》周刊的密令；同年12月16日，出满8卷50期的《生活》周刊被迫停刊；亦即国民党当局先发出“查封令”，而后刊物停办。
但问题的关键，还在《生活》周刊的《创刊词》署名“抱一”，究竟是谁？对此，《创刊词》一书将其定为邹韬奋，并写了《作者邹韬奋小传》说：
邹韬奋（1895～1944），名恩润，笔名抱一……
其实，“抱一”另有其人。他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黄炎培（1877…1969），号楚南，字任之（初字韧之），别号抱一。《生活》创办伊始，他自任主编，而由王志莘具体负责周刊的编务（相当于“编辑部主任”）。这篇署名“抱一”的《创刊词》，是他亲撰的。而在《生活》周刊创办一年之后（1926年10月），他主动让贤，选拔时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刚及“而立”之年的邹韬奋接任主编。
三曰：臆断。例如，1922年9月13日创刊的《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无论在中共党史，还是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皆应大书一笔。《创刊词》一书录入了《向导》“创刊词原文”即《本报宣言》，并记其“首任主编是蔡和森”。但这个《宣言》并未署名，而《创刊词》编著者断定《宣言》作者是瞿秋白，不惟撰了《作者瞿秋白小传》，且在“焦点评析”中对秋白生平思想（尤其是1935年6月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作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大论。此乃臆断。
让我们先看中共党史。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中共“二大”，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国焘、蔡和森分别为负责组织、宣传工作的中央执行委员（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上册第103页）。按照会议决定，由蔡和森在上海筹办并主编《向导》周报，他还设计了《向导》的报名，得到中央会议一致认同。协助他办报的则是高君宇。
再看瞿秋白这一时段的行踪。1922年2月，瞿秋自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5日至12月5日，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先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任中共代表团陈独秀的翻译；12月21日，奉命随陈独秀启程回国，至1923年1月13日抵达北京。（参见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9～111页）这表明，《向导》创办时，瞿秋白尚在莫斯科，并未选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他怎能如《创刊词》书中所说，“同年与蔡和森创办《向导》”，并撰《本报宣言》呢？
三看这篇《本报宣言》发表后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胡适评论：
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
民主主义革命，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
10月1日，今见《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0页）
当然，胡适赞同第一个“大目标”，而坚决否定《宣言》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这个“恶魔”在政治上、经济上“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论述，并“奉劝我们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同上，第571页）但胡适的这番评论，倒很好地烘托了《向导》创刊的“历史背景”：第一，《向导》创刊，就是针对“胡适们”无视帝国主义这个“恶魔”的侵略，把民众“导”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目标；第二，《向导》周报，乃是在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领导之下办起来的。故胡适所谓“陈独秀先生们”，广义上讲，指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狭义上讲，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他们三位，堪称当时中执委的“三驾马车”；胡适在上述评论中落笔第一句是，“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此即由陈、张、蔡负责起草，经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蔡和森在事后回顾说，“发行这周报的纲领完全是根据（中共）第二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行民主革命。”他虽未自道是《本报宣言》的执笔者，但明确指出是根据《大会宣言》写的。也可以说，前者是“大宣言”，后者为“小宣言”；“小宣言”申述了“大宣言”的主张，决非可与寻常“骚人墨客”之“春秋笔墨”等类齐观。
四曰：妄测。例如，1934年1月1日创刊于北平的《文学季刊》，每期四五十万言，是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大型文学杂志，实当代大型文学期刊之滥觞。该刊标明“编辑者”郑振铎、靳以，并每期刊有冰心、巴金等“编辑人”和卞之琳等“一百零八人”的“特约撰稿人”名单。曹禺追忆其处女作《雷雨》在《文学季刊》发表的经过说：“那时靳以和郑振铎在编辑《文学季刊》，他们担任主编，巴金是个编委，还有冰心和别人。”（《简谈〈雷雨〉》，《收获》1979年第2期）赵家璧在回忆中说得更具体：“靳以当时告诉我季刊有编委会，由巴金、冰心、李健吾、杨丙辰（按，杨为‘特约撰稿人’）等组成，由郑振铎、章靳以出面任编辑，实际工作他等于一个人包了。”（《文坛故旧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0～221页）这表明，“编辑人”即“编委”，“编辑者”即“主编”；故现行文学史及期刊史著作记述这本大型文学杂志，均称主编郑振铎、靳以，或简称“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而“包干”了刊物编务工作的靳以，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应该就是“执行主编”。
然而，《创刊词》一书录入《文学季刊》的《发刊词》，写了《作者巴金小传》；进而在“焦点评析”中借巴金“发现了曹禺”，“析”成“巴金主办《文学季刊》”；更以巴金曾为1935年12月16日《文学季刊》终刊号写了“头版头条”的《告别的话》，反推《发刊词》“作者”亦为巴金，纯属“想当然耳”的妄测。
事实是，《文学季刊》之《发刊词》与《告别的话》，一头一尾，均未署名。直至巴金晚年，这才追述了这篇《告别的话》的来历，说：
他（按，指靳以）在天津照看母亲的病，我去北平看完校样，写了《停刊的话》（按，即《告别的话》）。（《〈收获〉创刊三十年》，《文艺报》第47期，1987年11月21日）
至于《文学季刊》的《发刊词》，巴金临2004年发表的《怀念振铎》提及《文学季刊》的停刊与他对郑振铎的“批评”（即《告别的话》），强调“友谊并未受到损伤”，而《发刊词》如果是巴金自己写的，他何必隐而不提？赵家璧是郑振铎、巴金、靳以的挚友，在上述回忆中肯定了巴金写《告别的话》，靳以写《文学季刊月刊》（按，《文学季刊》停刊后改出的月刊）《复刊词》，但对《文学季刊》的《发刊词》作者亦未置论。又据朱自清（郑振铎挚友、《文学季刊》创办见证人）1934年2月25日日记，“下午振铎兄见告，靳以、巴金擅于《季刊》再版时抽去季羡林文（按，指季批评丁玲小说集《夜会》一文）；又不收李长之稿。”（《朱自清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九卷第287页）可证，其时在上海从事写作与书刊编辑的“编委”巴金，是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才来北平介入编辑（且其“主阵地”在上海，有事才来北平）；亦即从《发刊词》之内容（如推崇胡适、主张“整理国故”等）、文风及巴金在《告别的话》中对其提出“批评”等项来看，如果推断其“作者”为“第一主编”郑振铎，尚不失为有据之论；而巴金则绝无可能在此之前就为“拟办”中的这本《季刊》写《发刊词》。除了上述数端，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谬误，试举较显者：
一为错写人名。例如，张君劢，错写为“张君劢”；冯雪峰，错写为“冯雪枫”；尤为突出的是《创刊词》书中对《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的介绍，云：
《现代》文学月刊，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前两卷施存蜇编辑，第3卷起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