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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议员通常是依据他在议会中的地位，才能出面做某项工作。因此，他要不断地拚命设法在议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并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建议付诸实施。
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自己争光，而且也是为自己的选民争光，以及为必须继续得到选民的支持。
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很少严格地依附于选民，往往被选民们视为是当然的代表，有时还会使选民们完全依附于自己。如果本区的选民不推选他们，他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其他选区选举出来；或者，不当议员而脱离公职，还可以照样享受清闲而舒适的生活。
在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议员几乎不可能长期左右选民的思想。不管一个选区有多么小，民主的不稳定性也会使它不断改变面貌。因此，议员必须时时刻刻讨好于选民。但要做到这一点，并无绝对的把握。如果选民不再选他，他就马上失去支持，因为他的地位本来就不是高得无论远近人人皆知的地步。何况在公民完全自主的条件下，他休想朋友和政府会随意把他塞进他所不熟悉的选区去当选。因此，他必须在其所代表的地区种下使他能够飞黄腾达的善因。他要想指日高升，对人民发号施令，进而影响世界的命运，也得从这个小小的角落开始。
因此，民主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在考虑问题时把选民置于其所在党派之上，而贵族制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这时则把他们的政党置于选民之上，乃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为讨好选民而发表的言论，未必就是对自己信奉的政治观点有利的言论。
一个政党为了维护本党的最大利益，往往不让身为它的党员的议员谈论它本身还没有认识清楚的重大政治问题，让他们少谈可能影响大问题的小问题，而且更经常的是，干脆什么也不谈。缄口不语，是一个平庸的议员能够对国家大事做出的最有益的贡献。
但是，选民们的看法并非如此。
一个地区的人民选出一名公民去参与国政，是因为他们对这位代表的长处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因为人在周围的人越是庸庸碌碌的时候才越是显得高大，所以可以设想，要求于当选代表的能力越高，越是难于找到适任的天才，而如果选出一个庸才当上代表，又得要求他付出与他享有的荣誉地位相称的努力。
一个议员除了是国家的立法者外，还被他所代表的选民视为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人。每个投票支持他的人，不仅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代理人，而且衷心相信他会以不亚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热忱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因此，选民们早就想好，他们所选的议员应当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能够一有机会就发言；在限制他的发言时间时，也要力争在简短的发言中就一切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在陈述当中加上本区所抱怨的一些小小不平；在他不能长篇大论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将所有的问题言简意赅地讲出来，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卓越而完整的见解。只有这样，他才能再次当选。
这就使那些有自知之明和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厚道的人，不想向此道问津了。如果这样的人当上议员，他可以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侃侃而谈，而要他到全是演说家的议员当中去发言，必将把辩论搞得一塌糊涂，使与会人感到厌倦。
凡是使当选的人越来越依附于选民的法律，不但要象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改变他们当上议员后的行动，而且会改变他们的语言。这样的法律既影响国务工作，又影响讨论国务工作的方式。
可以说没有一个告退还乡的美国国会议员不事先备好一份讲稿，在国会上慷慨陈词，述说他为联邦的24个州，特别是为他所代表的地区，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因此，他向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不是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甚至不知所云的大道理，就是使人难于发现和不屑一顾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结果，在这个大机关里进行的辩论，往往空空洞洞和杂乱无章，好象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不想去接近所指向的目的。
我认为，民主国家的议会都有类似的现象。
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制，也许能把比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优秀的大批良才吸收到一个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里去，但你无法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和到处招摇过市。
我认为，在美国，这个病已入膏肓，不可救药，因为这不仅来因于国会的组织，而且也来因于宪法，甚至还来因于国家的制度。
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看惯了他们的国会的活动，遇到拙劣的发言也不退席，而能耐心听下去。他们甘心忍受这种病痛，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无法根除的。
我们以上讲的只是民主国家议会的政治辩论的细节，现在我们来谈谈它的主要问题。
英国下院150多年以来的议事经过，从来没有轰动过国外，发言人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甚至在最靠近不列颠这个自由大舞台的一些邻国，也向来没有引起过共鸣。但是，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时期召开的几次小会议的最初辩论，却轰动了整个欧洲。
这不仅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而且还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我认为，在民主国家议会里辩论国家大事的大演说家最值得佩服和最有力量。因为没有可以派代表为本身利益而辩护的阶级，所以议员们总是为全国人民和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发言。这就增强了思想的作用，加重了发言的分量。
在这里，前例没有太大的作用，特权已不再与一定的财产挂钩，世袭权力也不再与一定的集团或个人关连，所以人们必须依靠合乎人性的一般原理去处理他所办理的个别问题。因此，民主国家进行的政治辩论，不管其规模怎样小，都具有一种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普遍意义。这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因为辩论涉及到人，而人在世界各处都是一样的。
反之，在一些大贵族制国家，某些重大的问题均根据一个时代的习惯和一个阶级的权力所规定的某些特殊理由来处理。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只有有关的阶级，至多还有这个阶级所在的民族。
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辩论有时引起全球的巨大反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然，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伟大和其他国家的愿意倾听，也起了作用。
我国的演说家在向本国的公民发言时，往往也就是面对全世界的人发言。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部分 民主对美国人情感的影响 第一章 为什么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热烈和更持久
身分平等所造成的第一个和最强烈的激情，用不着说，当然是对于这种平等本身的热爱。因此，我在这里先把它提出来讨论，自然顺理成章。
任何人都已经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在法国，这种热爱平等的激情，日益在人们的心中每天都在扩大其地位。
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当代人对于平等的热爱炽烈于和强大于对于自由的热爱。但是，我还没有见到有人充分地探讨其原因所在。现在，我想对此试作探讨。
可以设想有一个终极点会使自由和平等汇合并结成为一体。
我们现在假定，所有的公民都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而且人人在这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
这样，谁都与别人没有差别了，谁也都不能要求享有压制他人的专权了；因为人人都将完全平等，所以人人也将完全自由；反过来说，因为人人都将完全自由，所以人人也将完全平等。民主国家的人民所追求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理想的境地。
这是平等可以在地球上采取的最好形式，而其他的许许多多形式，虽不如这种形式完美，但亦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所珍惜。
平等可以在市民社会里建立，但不能在政治界推行。人们虽然不能在政府里享有同等的地位，但可以有权在社会上享用同样的享乐，参与同样的行业，到同样的地区居住。一句话，他们有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用同样的手段去追求财富的同等权利。
有一种平等可以在政治界建立，但那里没有政治自由。即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而那个唯一的一个人，则是所有人的共同主宰，并从所有的人中以同样的标准选拔他的权力的代理人。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些假设。比如，一种极为高度的平等，可能与或多或少有点自由的制度，或与完全没有自由的制度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把两者区分开来。
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敢于补充一句：在民主国家，它们还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
我们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占有支配地位的制约其他事实的独特事实。那个时代的基本思潮，或由此引起并将人人的感情和思想汇集起来的主要激情，几乎都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这就象一条大河把两岸的小溪汇纳起来一样。
自由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出现于人们的面前。它并不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才能产生，在民主国家以外的地方也会出现。因此，自由并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特点。
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分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
我们不必追问什么特殊的魅力在促使民主时代的人愿意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