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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2卷，（没有象第1卷那样成功），恕我直言，不但写得很抽象，而且笔调也很低沉。在这卷里，美国已退为远景，使人看起来有些模糊不清，而且托克维尔所叙述的，大部分是追求物质财富和当时的平均主义思潮的文明的一般特点，但这种追求使他更加害怕文明将来真会毁灭。我认为，作如下的评价既不过分，又不荒诞：在第2卷里我们听到发表议论的，是身为路易·菲利浦的法国议会议员的托克维尔；是站在以梯也尔和基佐为突出形象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前排的托克维尔；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贵族制度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对取代它的资产阶级推行的金融寡头政治又没有信心的托克维尔；是看到在金融寡头政治下越来越多地进入工厂的群众的悲惨生活，比如象在1834年的里昂可怕动乱当中表现越来越不满的群众的悲惨生活的托克维尔。再者，我认为以下的猜测并非没有根据：托克维尔在发表其著作的第2卷时，他对“中庸政府”治下的法国的作为感到失望，迫使他有意无意地扮演了珈桑德拉的角色。法国政局的变化，使这位热爱自由的人，使这位认为提高文化水平是预防平等带来的危险的必要措施的政治哲学家，使这位感到要想使一个民族不陷入平庸的唯物主义的泥潭、宗教就得拥有广泛而深刻的驾御作用的半信半疑的宗教信徒，不得不经常忧心忡忡。他的健康不佳，在竞选众议员时遭到暂时失败（1837年落选后，1839年又当选），以及心情忧郁，也可能在这方面发生了作用。我们永远不会完全弄清托克维尔的观点，但我们可以毫不隐讳地指出，他虽然部分地由于他的名声，部分地由于他对人诚恳而取得了农村选民的善意支持，但政治雄心很大的托克维尔，却没有一点在以议会辩才为主的制度下取得成功所需的才能。
除了亲人知己以外，他对人冷淡和拘谨。他不善于辞令，一点没有迅速适应辩论气氛的能力，看不到已经到了应当妥协或作战略大转移的时刻，而且没有作为一个大议员既能委屈婉转，又能灵活答辩的天资。他过分要求自主，以致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党人。他过于坚持原则，好高鹜远，不为了在当时的制度下达到团结和平衡而参加不光彩的阴谋诡计。
他悲观地认为，要达到这种团结和保证其实现的平衡需要花很高的代价。选民的人数缩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抗议的行动遭到残酷的镇压。政治派系倾轧的丑闻一年一年增加，尤其是在1834年以后。如果说工业的腾飞和发展造成了巨额财富，那也很难看出这给群众带来了什么好处。对于托克维尔这样一个渴望发挥重大作用，并象他对自己的妻子所说的那样感到“有无限希望……有无法形容的开展活动和显露激情的需求”，但欲使自己的监狱改革引起人们的注意都无能为力的人来说，可以想见在和他的朋友古斯达夫·博蒙把他们的理想同现实比较的时候，世界对他们就显得有点阴沉了。
不错，托克维克在本书的第1卷出版之后，立即博得很大的声誉。他的同国人鲁瓦伊埃—科拉尔，尽管身居高位，也出面称赞他是孟德斯鸠的当之不愧的继承人。英国的著名人士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拿骚·西尼尔，立即联名声称他的著作是经典性的。但是，他本想在第1卷出版之后得到两项收获。第一，他希望他的同胞承认他是一个了解他们处境的人，从而使他立即取得高官的职位；第二，他希望利用这个职位在法国推行他从美国得来的经验。他的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他的文学观点立即得到承认。鲁瓦伊埃—科拉尔和基佐，夏多勃里昂和圣伯夫，也立即评论其他的著作的第1卷，而对其中的关于政治哲学的论述，评论得最为热烈。毫无疑问，他对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深感高兴，但这仅仅是他希望得到的满足的一部分。他本希望他在书中表现的政治智慧会赢得政治领袖的地位。他终于明白，尽管他的才华横溢，然而不但距离成功还远得很，而且在政治战场上还不能同那些被他在《回忆录》里轻蔑为没有道德和学问的人进行较量。当这种希望成为泡影的时候，他在第2卷中通篇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悲观甚至绝望的语调，就决不足为奇了。第2卷里充满了预测性的描写，他预言要出现真正的危机。但当我们客观地分析局势时，既没有看到凶兆和危机同时出现，又没有看到它们各自单独发生。关于凶兆和危机的预言，至少是托克维尔的内心失望的表白，使他不得不在他想扮演主角的一场戏里充当一个观众。
四大家知道，托克维尔使用“民主”一词时有些含混。这既影响了他本人，又影响了读者。他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民主”这个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准确的概念。事实上，他经常用这个词表达好几个意思。他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认为这个趋势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和不可逆转的结果，并把他的注意力几乎全部用到这一方面。但是，有时他也用这个词指代议制政府。在某些场合下，他又赋予这个词以人民，特别是散漫的群众的意义。他还用这个词指普选，指社会日益走向可以清扫一切特权，而主要是可以清扫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特权的平等的演变。他在脑海里所以产生这种混乱，是因为他去美国是为了寻找他在欧洲已经看到的正在发展中的趋势的后果，而实际上他却认为自己在美国找到了走向民主的趋势。因此，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使托克维尔和他的读者都陷入歧途。他完全没有及时地发现，他的思想所依据的原则在他开始以为冷静地和沉着地审查他从美国得来的经验时就已经形成。他也没有恰当地理解，他在研究这些经验时，其中的事实就是基于他在旅行中得到的主要原则而确定的。圣伯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已开始思考了。”
因此，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的大部分叙述所带的色彩，就是充满了臆测。首先，他对美国殖民地时代的历史几乎没有兴趣，所以他不能恰当地了解那些看来是新鲜的东西事实上早已深深扎根于1776年以前的历史。他特别爱用贵族阶级的词汇来考察当时的英国，所以他不能及时地发现，英国的制度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第一批移民从母国带来的制度的原版。
他过分相信他所听到的东西（比如：关于杰克逊的评论，关于美国没有政党的说法，关于分权的好处的说法，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强大的联邦政府就意味着暴政，而普选就在促进强大的联邦政府的出现），相信关于卓越人物日益不愿意担任公职的趋势的说法（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就是这一趋势的征兆）。他过分担心多数的暴政，而在他写第2卷的时候才终于明白，普选实际上是十分容易同一个有影响的少数派政党共存的。他过高地估计了作为群众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的“陪审制度”的作用，但目前已经很少有人认为法官还能影响临时同他一起执行公务的陪审员的思想方法和性格了。人们也不难发现，他对于选举司法官员制度的猜测主要是从他那惧怕群众的成见出发的，而不是以在现场对美国司法问题进行认真调查为基础的。他大错而特错地认为，宗教可以作为防止唯物主义的有力措施而发生作用；而且据他说，唯物主义是由于民主过于追求物质享受而造成的。他在确信自由结社的原则是防止革命的措施时也走得太远，因为他没有看到自由结社经常造成的后果——出现由力图保住民主的人也反对的某种特权人物所大力组织和资助的压力集团，而只认为自由结社是防止立法暴政的自发性措施。
因此，尽管他的精确观察和对读者提供的现场报道有一部分是很好的，但他却给自己的所见所闻规定了一个不但总是扩大推论的范围，而且往往是很少有事实作根据的论述提纲。这种现象在第1卷里表现最为突出。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提纲的存在阻碍了他表现惊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预感天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表现出了这些气质，并能战胜先入之见，才使他的书具有了永久的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他能清楚地看到并果敢地指出平等原则还牵涉到许多大大超出政治范围的问题。他认为，美国的联邦有能力在实质上就是一个大陆的广袤土地上制造一个可以实行共同的经商原则的地区，是它保持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看到一个国家的边界能够向四外移动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防止人民的主动精神受挫的手段；而在欧洲那样的已经无法向四外发展的大陆，人民的主动精神一旦受挫，就会遭致不满和引起革命。在欧洲，阶级结构的固定不变，是设在天才的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发财致富的远景日益扩大，工业逐渐在广泛的范围内取代原先由小手工业占据的地位。托克维尔从分析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出的结论，是19世纪的人所作的直观预言的最光辉范例之一。因为他注意到以分工为基础的工业得到发展，所以他指出：“当你追溯到源头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贵族集团好象依靠一种自然力从民主社会中产生出来了。”
但是，新旧贵族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某些工业在今天的广泛民主之下形成的若干贵族小集团，仍象从前的贵族大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