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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良心的金融寡头政治固有的危险就要表现出来，而社会也要为此长期付出代价。
圣伯夫有一段生动的描写谈到这个情况。他写道：“在这里，我们请来一位优秀、高尚和宽宏的人，并向他说：再也没有比胃更值得尊重的东西了，而呼喊的声音再高也高不过贫苦的声音，大多数人的揭竿而起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活命和生存。当前的问题就在这里，对于看来不太高贵和不太适于在政党里混事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是重大的和神圣的事业了。”
圣伯夫又进一步拿1847年的托克维尔的洞察力与其鲁东的洞察力对比。他说普鲁东是“纯无产者”，尝过贫困的痛苦，毫无托克维尔那样的优越条件。圣伯夫说得非常正确，托克维尔之接受民主是“理性与必然的结合，而决不是理性与爱好的结合”。在托克维尔求助宗教来号召人们追求精神方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也主要是出于他对作为民主根源的平等的担心，而不是因为他相信宗教能够激发。
群众。他指望教会发挥使自由免遭平等所带来的危险的作用。
正如他在1852年向蒙坦朗贝尔所说的，但愿他所希望的“有节制和合法的”自由能使人民各得其所。我们还必须指出，托克维尔虽然非常讨厌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但对卡芬雅克破坏群众举行二月革命的理想的残酷手段却毫无反感。
上述的一切并不等于说，托克维尔只是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没有伟大理想、从而没有形成伟大政治动力的社会的资产阶级的狭隘观念的危险性。他也多次提到群众政府的危险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胃战胜脑和心带来的危险。那么，他的观点实际上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一般说来，他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但也不能忽略他在《回忆录》中对社会主义所持的怀疑态度。他确认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认为没有自由的平等是无法忍受的。显然，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政府，但又对一切支持人民参加政府管理工作的制度的发展表示不安。他害怕由金钱掌握一切大权但又逃避政府职责的独裁制度。他也担心分工的无限扩大会妨碍工人完成公民义务和处于只顾物质享受而甘作行政管理的单纯对象的地位。他瞧不起梯也尔之流的玩弄阴谋的政客。他决不原谅路易·波拿巴践踏自由而建立自己的帝国。他也以同样的理由摈弃无政府主义和革命，但他好象更讨厌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他懂得“人们所说的必要的制度，往往就是人们已经习惯的制度；而在社会制度方面，可能做出的选择要比生活在每一个社会的人所能想象出来的选择广泛得多。”
在出身于贵族而能平等待人的托克维尔身上，有一种东西好象总在抵制他的情感和精神。托克维尔生性冷漠而忧郁，但却雄心不小，很想出任高官。但是，正如梅耶所正确指出的，他决不是只因为爱权而想得权。他反对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他认为政治家的艺术首先在于：竭尽一切努力，使人相信只有自由的人才有人的尊严，并以此作为崇高的社会意识的一个不可缺少部分。他在美国时感到高兴的是：他看到了一个尊重自由的社会本身在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尽管这个社会实现平等的原则已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完善，但它仍注意采取广泛的措施来保卫自由。除了在1848年二月事变以后几天他由于性格易于激动而曾身不由己发怒以外，他对普通人都有一种尊重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也是他对事物进行判断的基础。
关于人的看法，他在1848年1月3日写给一位知己欧仁·斯托费尔的信中表达得最为清楚。他写道：“一般说来，人既不太好，也不太坏，都平平凡凡……人有劣行，有缺点，也有美德，集好、坏、高、低、正、邪于一身。但总的说来，人还是地球上最值得研究、关心、可怜、亲近和赞美的生物；既然没有天使，我们就只能与最伟大的和最值得我们效忠的同类亲近。”
如果我们再稍微深入地认识一下托克维尔，那就不能怀疑他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表达了他的整体思想。
他一心想使政治学变成一门研究美德的科学，并认为从自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美德才是持久的美德。在他看来，爱自由要见诸行动。这就不仅要憎恨奴役他人的行为，而且也要憎恨想从奴役他人当中得到物质好处的意图。这本身就是一种必须“历经千辛万苦”
去追求的善。他在其《旧制度与革命》中写道：“谁要想从自由中寻找非属于自由本身的东西，那他就去伺候人好了。”
托克维尔就是以这种精神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正如伯克的名言所讲，对托克维尔来说，“真理的殿堂”是“建筑在高台之上的。”
不错，他的理想远远超过与他一起进行同样斗争的人的理想，从而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往往感到自己在同时代人中甚为孤单。他的同时代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以及属于他下一辈的阿克顿，可能是用与他的语言相同的语言表达与他的理想相同的理想的仅有的两个人。这两个人象他一样深深地爱上了的那个理想，可以说同托克维尔的理想具有相同的来源：都来自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制度造成的动荡不安、深刻的矛盾和强烈的抱怨。如果说这两个人谁都没有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成功秘诀是有目共睹的，那末说他们谁也没有得到他们最需要得到的或者说对他们报酬最大的东西，也是言而有据的。这两个人都想寻找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二人都认为他们所处的世界可怕得无法生存下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爱上了在他们的时代正沿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一条大道寻找通向结束人剥削人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路的社会主义哲学。《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是一位想在新世界发现能够照亮和复兴旧世界的建设原则的思想家的奋斗结晶。这部书之敢于宣告它所追求的崇高目的，也不失为它的一大优点。凡是认为建筑在平等大厦上的自由才是唯一能使自己分享人类的永恒遗产的手段的人，都不能不对这部书的作者表示尊敬。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参考文献
（资料略）
在结束文献的简介时，我们想谈一谈《论美国的民主》对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的政治思想发生的影响。我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想指出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的各个流派。
维尔曼在1836年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评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写道：“诸位先生，学院经过长时间讨论，毫不犹豫地决定，将蒙蒂翁大奖授予一部看来是具有全面评论性的研究一个外国的立法和历史的著作：托克维尔先生的《论美国的民主》。……从任何一点来说，美国的政府和社会都是欧洲感到新奇或不安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新世界，指出它与我们的类似处和难以相容的差异，考察欧洲的某些理论被移植到其最好的实验地区的情况和在那里得到高度发展的景象，论述哪些理论在这个非常适于其发展的环境中没有获得成功或长期受到限制和没有用处。——这一切，毫无疑问就是热爱人类的评论家所能提供的最严肃教训之一，同时也是托克维尔先生不由自主地得出的或试图寻找的成果。”
维尔曼接着写道：“我们不想把这部著作过早地评为伟大的天才贡献给他所在时代的完美无缺的作品之一。但是，这位在孟德斯鸠学派的影响下成长，并模仿和再现这个学派的若干特点的年轻作者，对他讨论的新事物应用了这个学派的方法，并在这第二次实验中引用了个人的独特观点。孟德斯鸠说过：‘天距地之遥，不如自由的精神距极端平等的精神之远。’但是，在这位新评论家之前，还没有人指出过美国人的这种极端平等的思想。而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却指出了这一点。才华横溢，推论正确，高瞻远瞩，文体简明，对善热爱，是该书的特点，并且使学院放弃了往往是从众多类似作品中评定获奖者的想法。”
我们今天可以认为，维尔曼对《论美国的民主》和《论法的精神》所持的同样保留态度是不公正的。
后人都公认托克维尔是经典作家。在维尔曼之后，法国的一些大历史学家和大文学家，比如圣伯夫、歇雷、布吕纳提埃尔、郎松、法盖、斯特罗夫斯基等人，对托克维尔的著作都有极为深刻的理解。
阿耳贝·索累尔说得对，《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将孟德斯鸠的遗产传到了19世纪下半叶。索累尔在其关于拉布列德男爵的著作中写道：“托克维尔同孟德斯鸠一样，是一位概括能力很强和推论偏于武断的文人，实际上比立法家而尤其是比政治家还有道德。托克维尔的著作，在方法上和题材的安排上，都完全以孟德斯鸠为借鉴。他的《旧制度与革命》，可以比之于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而他在写《论美国的民主》时，则仿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他对19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发生的影响无疑是不太明显的和鲜为人们承认的，但这种影响的效果和实力可以与基佐在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影响媲美。在他看来，孟德斯鸠与近代法国有密切联系，在近代法国还能见到孟德斯鸠的余威。法国之能够放弃西哀士的理论力学而采纳务实家们的应用力学，使共和国成为代议制共和国，根据条文简明、便于应用、合乎民情和来源于法国仍然拥有的实力的宪法组成这个共和国，正是这位既是历史学家又是不断在制度上和道德上进行探索的人士的功劳。”
索累尔写道，比托克维尔年长的鲁瓦伊埃－科拉尔，以及他的一些同时代人，都曾发觉这位年轻的思想家受到了孟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