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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呀，等呀，终于好角儿上场了。从头至尾，只见这个叫尚小云的又唱又做，载歌载舞，身披大红斗篷满场飞，手掏翎子，露出雪白的双臂，太美了！
【王府书童】
尚小云的家世是很有根底的，是清初诸藩之一的南平王尚可喜的后裔。尚小云早年的家境很好。不想一场“义和拳”，家业毁损殆尽。父亲一年后病故。母亲把十岁左右的他送到那王府去当书童。他眉清目秀，做事伶俐，颇得那王府上下的欢心。那王看他一天到晚喜欢哼哼唧唧唱个不停，便叫人把尚老太太找来，说：“典价免了，把这孩子送到戏班吧！”
尚老太太有个要求，就是小云身体孱弱，最好叫他学武生。所以，后来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武工最扎实，独坐头把交椅。能打能翻，火炽勇猛。尚小云成名后，他和母亲把那王和福晋的寿诞记得死死的。尚小云凡新排尚未公演的戏，又都总是在那王府先露。特别是那王六十寿辰的那次堂会戏，大轴就是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它至今都被戏迷津津乐道，并被专业研究者列入二十世纪有名的精彩堂会戏。这样的演出，尚小云分文不收。说：这是孝敬。
【脸上无汗】
夏天演出，无论多热，他只是前后胸、腋下的衣服有些湿，脸上无汗。等到演完了戏，卸了装，这一身汗才“哗”地下来。功夫，绝对功夫！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否则，舞台形象能好看吗？
【摩登伽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尚小云演过一批时装戏，其中一出叫《摩登伽女》，他演的摩登伽女，烫发，穿印度风格的服装，脚下是玻璃丝袜、高跟鞋。最后跳英格兰舞。这出戏还用上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台上的那架钢琴，还是向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借的。
【毁家办学】
“荣春社”是尚小云开办的一个科班的名字。它在京剧史上是有名的。他当初是为了培养儿子（尚长春），请了老师在家里学戏，再找了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先有十八个人，于是叫“十八子”，后再加十八个，便叫“三十六友”。可几乎每天都有人要加入。干脆自家办个科班吧！从1937年初夏开始筹办，到1938年春天，学生已有200余人。尚小云从早上察看学生上课，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学生身上。他对学生的训练是严格的、也是严厉的。脾气又大，一点差错都不能容忍，但有差池，一定责罚。对自己的孩子更严，严到不讲理的程度。同样的错，别的学生打五下，自己的儿子得挨十下。尚小云打学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就在屋里打鸡蛋，而且是把蛋黄去掉，只留蛋清。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尚夫人那里抹上蛋清。学生没有不怕他的。仅通过一年的训练，“荣春社”的孩子们就有了初步的演出能力，可以拿出的剧目达一、二百出之多。
尚小云雇了三个裁缝，十几个炊事员。吃饭前，尚小云挨着盘儿尝菜。吃着好，就点头说：“你们吃吧。”如果他尝了以后说：“不行，重做。”那就赶紧重做。
学生演出了。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裳，排着队走到戏院。接着，便有一辆黑色小轿车开来。那是尚小云去戏院给弟子们、尤其是俩儿子（尚长春、尚长麟）把场。开戏了，特别是到了压轴大戏的时候，尚小云准往舞台下场门台帘那儿一站，两眼炯炯有神，再加上好身材、好相貌，那才叫一个漂亮。他背手一站，就是一晚上。从未缺过一天。
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1942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地好。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
月亮无声自圆缺。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忿忿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万没想到“政治”如此轻易地攫取了人心。
如果有人问我：“荣春社”是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奇迹。一个艺人办的科班，比我们众多的艺术院系不知高明多少。现在的教育部长、司长、局长、处长、院长，有几个能像他——有如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般的抚爱后生？有几个能比得了他呢——以人格、资格、教法、身体、精神、才干、技能和感化力去有效地达到预期的育才目标？
【“尚五块”】
在梨园行和朋辈中，尚小云生性豪侠，能急人之所急，以疏财仗义享名。识与不识凡有请求者，他亦不问情由，出手就给五块大洋。因此，他有“尚五块”的称呼。
其他慈善事业，尚小云也从不后人。这与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尚老太太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所以，尚老太太病故，身后哀荣可比谭鑫培出殡的风光。
【一怒而去】
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之后尚家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
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份汇报里说：“我们对尚小云尊重不够，没有协助他把演出（指《洪宣娇》一剧）作为重点，反而态度比较粗率……”
【这叫“名利心切”】
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
1959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我不知道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对他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目录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异常非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他和张伯驹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
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他的“情况反映”，上面写道：“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我们希望尚小云能把重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名利心切”？把一切都奉献、捐献给教育和国家的人，叫“名利心切”？写这个秘密“奏折”的，是个标准王八蛋。
【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1963年夏，北京市文化部门开会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一定要进行彻底整顿”。中央文化部也认为对整顿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于是，在1963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派专人去西安，明确对尚小云由陕西省负责安排。在北京原属尚小云剧团的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
他担任了陕西京剧院院长。可刚上任的尚小云在9月就返回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的领导辞行。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荆轲墓，咸阳道……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结果却令人意外——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10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手续，连户口都迁到西安。这与他当初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三只碗六根筷】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到了1949年，这就是个“问题”。“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省委领导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
尚小云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
【可别吃得太撑啦！】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