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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西非的利比里亚，我和曾经在内战中充当童子军的孩子们见了面。那些孩子们10岁的时候就被迫拿起枪去参加枪战，朝大人和孩子们开枪。还有很多孩子和家人失散，成为了孤儿。我还见到了许多营养不良的孩子们。
海湾战争结束5个月之后，我去了伊拉克。由于遭到多国部队的高精确轰炸，伊拉克全境的发电站都被破坏了。没有了电就无法净化河水，自来水管里流不出水来。巴格达的居民们甚至要到底格里斯河里去汲水，然后就直接饮用河水。但是由于城市无法进行下水道处理，厕所里的污水甚至会流到河里去，为数众多的孩子们感染了伤寒等传染病，或者不停地腹泻。综合医院什么病都治疗不了，牛奶、药品、手术用的麻醉药、预防的疫苗等都已用完。因为停电，无法进行肾脏透析，总之什么都无法进行下去。每天早晨，医院门前母亲们抱着生病的孩子排成长队，气温高达50℃。我曾经见过一个婴儿，因为营养不良，他的脸简直像是老人的脸。本来婴儿的脸蛋和嘴唇周围都应该是胖乎乎、圆鼓鼓的，可这个孩子的脸上却满是皱纹。才刚刚3个月的婴儿，他的腿就像是木筷子一样，从大腿开始就布满皱纹。那个孩子突然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他才9个月大啊！那一瞬间，我发现那孩子眼睛里也完全没有小孩子的水灵劲儿，干巴巴的，仿佛是老人的眼睛。那个孩子的眼光中流露出绝望的神情，简直不像是孩子的眼神好像在诉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呢？”我还发现，不仅仅是这个孩子，那些早夭的婴儿们也这样睁着眼睛使劲地看着世界，那眼光也都像是老人的，他们仿佛要多看一眼这个世界：“我的人生这么短暂，我要好好看一看！”
在非洲的卢旺达，由于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冲突，上百万的图西族人被杀害，实在是非常恐怖。我在部族冲突结束4个月后去了卢旺达，那时候，被屠杀的人的尸体还随处可见。在屠杀进行的时候，小孩子们在一片惨叫声和临死的呻吟声中四处奔逃，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姐姐被杀害，孩子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夹杂在大人们中逃生。在这些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痛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家人被杀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
“因为我对妈妈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妈妈被杀了。”“因为我没有照爸爸说的去做，所以爸爸被杀了。”小孩子们不知道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事情，都只知道责备自己。在逃难的人们居住的难民营中，疟疾流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大人和孩子死去。在一个死于疟疾的母亲的尸体旁边，一个小女孩默默地坐着。那个孩子是这么想的：“妈妈都是因为我才死的。妈妈想要帮助我，结果她自己死了。”幼小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责备着自己。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纯真的人会把不是自己做错的事也当做自己的过错。为了防止传染，死于疟疾的人的尸体就用铲土机推到深坑里掩埋。我看新闻节目的时候，看到了在大铲土机的车斗里，小孩子的尸体混在大人的尸体中，孩子的脸上一片悲哀。“这个孩子到底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呢？”但是我知道，孩子们没有一句怨言，直到临死还怀着对大人的信任。
在面朝着美丽的加勒比海的海地，由于长时期的独裁统治，80％的海地人处于失业之中。父母养活不了孩子，孩子们走出家门成为街头的流浪儿童。连大人们都有80％失业，当然更不会有工作给孩子们去做。走投无路的女孩们只好卖身。有报告说，海地卖身的人中有72％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这一切都是因为贫穷。一个在墓地卖身的12岁的矮小女孩子对和我同行的电视台的摄影师说道：
“买了我吧！”
当问她“多少钱”的时候，她说：
“6个古尔顿就行了。”
折合成日元的话，只有42日元。
当问她“你不怕艾滋病吗”的时候，女孩答道：
“就算得了艾滋病，不是也还能恬几年吗？可是我家里人连明天的饭都还没有着落呢。”
这个孩子用42日元来养活着家人。我实在说不出话来。
还有因为家里穷，连小学也上不起的孩子；在地雷的阴影中战战兢兢地生活着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缺乏蛋白质而导致大脑残疾，无法站立和行走，也不会说话，在地上爬着的孩子；遭受干旱之苦的孩子；走5公里的路去汲水喝的孩子……
地球上有很多孩子就这样一边为家人和自己的命运担忧，一边拼命地生存下去。仅仅一小部分孩子能够喝上干净的水，能够吃饱饭，能够打预防接种的疫苗，能够接受教育。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当地球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安心地满怀着希望生活的时候，那就可以说是真正的幸福了。如此想来，我小时候在那个下着大雨的夜晚，待在家里感觉到“好开心”的那一刻，就可以说是真正的幸福了吧！
孩子把自己封闭在屋中，拒绝去上学、家庭暴力、儿童的自杀、家庭的崩溃、杀害亲生孩子、虐待动物……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现代家庭。而一个完全没有这些问题的家庭可以说是真正的幸福了吧！
“能够和家人在一起相视而笑的家庭”，这并不是什么新说法了，但在我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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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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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
争平
现在我仍然记得起那个得肺病的孩子，那个苍白瘦弱的初一同学。他坐在我的座位后面，那个位置使他的脚经常穿过课桌的空当踩到我。上课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不是老师讲课的声音，而是他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因为他的肺病，班里的同学都拒绝跟他玩，拒绝和他讲话，所以我总记得他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里，目光散漫而空洞。
但是他每天都要找我一起上学，他把我看成朋友。我们居住的地方实质上相距很远，但他总是绕道去我家喊我上学。他背着一个蓝花布制的书包，里面装着几本书，分量并不重，但他总是塌着腰，不住地咳嗽，一幅力不能支的样子。
人多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喜欢他了，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我顺势而行，也故意和他拉开一点儿距离，他却不能察觉，依然热情地靠近我，执著地诉说着什么，但那时我已觉得烦躁了。
大家都觉得他脏，嫌恶地对待他，很少有人愿意接近他，他总是处于很孤独的境地。
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那时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群体对个体拥有的那种权威优势和主宰力量，看到个体在这种群体力量的威压之下的胆怯和软弱、自卑和无助。在学校，他像一只幼鼠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但他的功课却极好，各科均在前列，几何这门被我们认为最头痛的课程他学习起来却如鱼得水。数学老师每次发问，他总是率先举手，答案总令老师满意。他是试图以此建立自信，以此赢得他人的善意和友爱的。但这样做的结果使更多的同学敌视他，他发言完要坐下时，凳子就被人从后边抽去，结果他跌到地上，引来满堂的哄笑，笑声中充满报复的快感和阴谋得逞使得狂欢。
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反感他，但在人群中我对他的态度就变得暧昧不清。我虽然知道一个人在艰难时刻对友谊的渴盼，一份友谊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支持和温暖啊，但我就是不能当众给与他这一份友谊，我甚至当众也参与对他的起哄、攻击和伤害，参与拍手和哄笑。我冷漠甚至残忍地看着他受伤以后那种绝望的目光。
他是班里缺课最多的同学，有时上午的课还没结束，他就背上书包走了，下午就不来了，有时则是好几天不来。老师也很不满意，他来了就当这全班同学的面刻薄地指责他，对于这些他也不解释，垂着头发稀黄脸色苍白的脑袋，那细弱的脖子如同秋天枯萎的瓜秧。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助他。我们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我们被训练的没有个人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情感，没有个人的立场，甚至没有爱，没有真诚。老师指责他最凶的那一天，下午他没有再找我上学。我一个人去学校，上课铃响过后他也没来，然后一连好几天也没能见到他。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关系他的缺席，甚至没有人过问。
第二天，他的姐姐送来了请假条，说他住院了。
几天以后就听到他病逝的消息，他死了，彻底地远离了我们。大家这才懂得流泪，在去他家看望他母亲的时刻，面对他的遗像，面对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许多孩子都禁不住哭了。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我们对人的麻木和冷漠一向是通过死才得以震醒的，仿佛只有死才换得来良心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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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扫地7天
澜涛
1958年，26岁的他满怀对人生和梦想的渴求，离开老家湖南偷渡到香港。但是，由于人地生疏，加之他英文有限，广东话又听不懂，又无任何背景，连连碰壁了几天后，他才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勤杂工的工作。
那是一份薪水极低的工作，而每天所要做的工作只是周而复始扫地、清洗厕所等等。这对于带着转变人生梦想来到香港的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交纳了偷渡费后，他已经身无分文，如果连这份工作也不做的话，他只有饿肚子。因为公司每星期正常的工作日只有5天，星期六和星期日一到，其他勤杂工就都迫不及待的跑出去逛街、游玩、放松。他也异常渴望欣赏一下香港的风貌，游览一下香港的市容，但考虑到公司周六、周日时常会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