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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稀奇古怪的主菜都不见了，自助的部分当然没有了鹅肝酱，几乎一半是色拉，一半是甜点了。我不知道下次要很有把握地带朋友去哪里。南妮说：“上海现在哪里有一直好吃的餐馆”这句话是实话，但是听着有点惨。何况那些外地打工者为主的服务生，流动得比黄浦江还快，你不要指望能和哪家的侍者混熟，找到老顾客的好感觉。我们现在都学会了在朝不保夕里抓紧分分秒秒。转眼就拆了的电影院、剧院，搬来搬去的音乐厅、博物馆，弄得想起来就心里没底。商店天天层出不穷。大楼到处平地而起。道路总是刚铺平又挖开。新的法规不停地出台。报纸、电视总是不停地改版。一切都是变动不居，非常符合辩证法，但是不符合人性；变了几次样了，能不能不变或者不要动作幅度太大地兜底翻地变样让我们可以安心地找到自己的坐标，自己的角落，慢慢酝酿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和往事。
除了不停地变，不停地折腾，让人疲惫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大概是全世界最恶劣的。经常在报上看到写到了外国，被陌生的当地人如何友善地对待，如何感动于那种热诚友善，如何惊叹当地人对陌生人的毫无戒心。其实人家很正常，有这种感触只能证明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不正常。
比如说问路，在国内问路，被问的人如果是女的，往往后退一步，打量完了你再回答，如果是男的，往往脚步不停，草草一指，少数停下来的也皱着眉头苦着脸。但是在日本，你问路，不论男女，都会马上停下脚步仔细倾听，如果你以“劳驾您”开头，往往还会先以半鞠躬还礼，女性更会马上露出微笑，一边听你的话一边点头，显得非常专注和热情。有的百货公司咨询台的店员、咖啡馆的老板娘，更会停下手里的工作，走出柜台和店门，特地带我到门口，指明了方向，才一溜小跑地返回工作岗位。我这个方位盲和地图盲，在东京非常如鱼得水就是因为问路非常方便，而且毫无心理负担，每次都不但问清楚了路，而且很愉快。
有两次问路让我印象深刻。一次是在熊野前商店街，找原来的宿舍。因为不确定是否已经拆了，所以在大约一公里多的街上走了两个来回，我有点怀疑了，只好走进一家商店，向里面的50岁上下的女主人说明来意，向她打听。她问我，那个房东姓什么我说不知道，因为是学校介绍签的合同，不记得房东的姓名了。她说，“那就麻烦了”，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张商店街的地图，“你看，这上面一家一家都是用姓名来表示的。”果然，代替门牌号的是一家家商店的主人姓名。我虽然知道宿舍楼的门牌号，但是她不知道这个号码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条街上有没有留学生宿舍。她又叫来了隔壁的一个女人，两人商议了一阵子，还是不知道，结果第三家的女人听见了，也过来参加讨论，她忽然说：“那边小学的隔壁好像有个学生宿舍的。。。。。。。”我道了谢，过去一看，果然就是。
当然可以认为这几个女人闲来无事，所以肯这样耐心对待一个外国人。但是有一天，我自己从东京大学出来，想去附近的本乡三丁目车站，记得大方向，但是站在第一个大路口就不自信了，正好身边走过一个上班族模样、30岁上下的男人，我叫住他问路。他说：“我正好也要去车站，你可以跟我走。”其实我叫住他以后就有点后悔，因为他步履匆忙，显然赶时间，但是“不好意思，我问一下路”已经说出口了。他说完就继续埋头向前走，走了几步，突然意识到什么，向后看看确定我在人流中跟上了，再继续走，就这样，他向后看了几次，车站就到了。到了车站，他停下脚步，说：“我是月票，你买票在那边，然后从这里进去。”我道了谢，他说：“不用客气。”就飞一样冲进了检票口。作为女性，在国内问路，我遇到过不理你的，也遇到过过分热心要和你搭讪的，在本乡三丁目的一路上的待遇，是我最希望碰到的吧。后来其他日本朋友开玩笑说“是因为你是美女吧”我也笑着回答：“那个人根本没有看清我的长相。”这和问路的人无关，和被问的人的素质有关。
还有大仓宾馆的退房，还有伊势丹送的蝴蝶结。他们为什么都这样相信陌生人呢但是人家就是这样相信了，也没有被辜负，没有被利用被欺骗。因为天下的绝大多数人。原本都是想相信人和被相信的。我们来到世间，不是为了互相欺诈互相防范互相戒备而来。
记得曾经在日本报纸上看到过关于逃票的讨论。在日本有一种逃票的方法叫做烟管乘车，就是两头买票，中间一大段白坐，因为烟管两头是金属，比喻这种两头出钱的做法。电车公司明明知道有这种人，但是讨论之后，说是如果为了杜绝这种逃票，改变一些进出措施，虽然可以杜绝这种逃票，但会给绝大多数正常的旅客带来不便，这是不能允许的。记得到我离开日本，他们到底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人是应该被尊重的。这句话，写在了无形的墙上，写在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写在了天上。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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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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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峰
习惯跪着的人觉得，站着的人都是假清高；而在站着的人的眼里，跪着实属卑贱。
在富人看来，穷人难免都有红眼病；在穷人眼里，富人多少有些不地道。
驾车的人觉得行人太不守交通规则乱穿马路；赶路的人觉得驾车的人简直就是横冲直撞横行霸道。
名人眼里，凡人自由自在活得潇潇洒洒；凡人的眼里，名人呼风唤雨活得风风光光。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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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冠中
她成了婴儿。
病作弄她，她忘记了有几个儿子，但能说出三个儿子的名氏。早上他守着她吃了药，说好中午、晚上再吃，转身，她将一天的药都吃了。于是他只能按次发药给她吃，平时将药藏起来。
她自己知道糊涂了，很悲观，连开放水管与关闭电视也弄不清。家里不让她接触火、天然气，但她习惯每晚要到厨房检查一遍，检查煤球、煤饼炉有没有封好火，封火，是她平生的要事。现在只须开关天然气及电门按扭，但她仍说是封火，每次试着开关多次，最后自己还是糊涂了，不知是开是关，于是夜里又起床到厨房再检查。家人只好将厨房上锁，她不乐意，倒处找钥匙。无奈，他只好开了锁，跟她走进厨房巡视一遍。
每晚，他们各吃一个酸奶，总是她从冰箱里取出酸奶，将吸管插入奶盒，然后分食。最近一次，刚好只剩一盒酸奶了，谁吃，互相推让。因吸管也没有了，她找来小匙，打开奶盒，用匙挖了奶递给他，像是喂孩子，是她没有忘记终身对他的伺候呢，还是她一时弄错了，该递给他盒奶而不是用小匙喂奶。夜，并坐沙发看电视，她不看，看他毛衣上许多散发，便一根一根检，深色毛衣上的白发很好寻，她捡了许多，捏成一小团，问他丢何处，他给她一张白纸，她用白纸仔细包起来，包得很严实，像一个日本点心，交给他，看着他丢进纸篓，放心了。
他的妹妹是医生，从湖北常来电话时刻关心她新近的病情，哭着说报不尽琴姐（嫂子，即她）的恩，因家穷，已往总穿琴姐的衣服。他同她回忆这些往事，她弄不清是说事还是说情，反问：是衣服太瘦欣喜与哀愁一齐离她远了，她入了佛境。有一次，她随手抽出一张报刊画页看，看得很细致，她想说话，但说不出来，看来她在画页上没找见他的作品，有疑问，想提问。他见她语言又生了障碍，更心酸，拍着她的背说：不说了，不看了，早些睡觉吧，今天输液一天太累了。她很听话，让他牵着手走进卧房，他发现她忘了溺器，这本是她天天自己收捡，连阿姨也不让碰的工作。
他两年前病倒，像地震后幸存的楼，仍直立，并自己行走，人家夸他身体好，不像86岁的老人。其实机体已残损，加之严重的失眠，他是悲观的，他完全不能适应不工作、无追求的生活，感到长寿只是延长徒刑。最近她的病情骤变，他必须伺候她。她终身照顾了他的生活，哺育了三个孩子，她永远付出，今日到他反哺她的时候了。他为她活着，她是圣母，他愿牺牲一切来卫护圣母。他伴着她，寸步不离，欲哭也，但感到回报的幸福。但他们只相依，却无法交谈了。她耳背，神志时时不清醒，刚说过的话立刻全部忘掉，脑子被洗成了白纸。他觉得自己脑子的底色却被涂成可怕的灰暗。
医生诊断她是脑萎缩，并增添了糖尿病。因此每顿饭中他给她吃一颗降糖药。有一回儿子乙丁回来共餐，餐间乙丁发给她降糖药，她多要一颗，给他吃，她将药认作童年分配的糖果。
春光明媚，阳光和煦，今天乙丁夫妇开车来接她和他及可雨去园林观光，主要想使她的思维活跃些。到她熟悉的中山公园，但无处停车，太多的车侵占了所有的街道和景点的前后门，他们只好到旧居什刹海，停车胡同中，步行教她看昔日的残景和今天的新貌。老字号烤肉季新装修的餐厅里，一些洋人利用等待上菜的时刻，忙着在印有圆明园柱石的明信片上给友人写短信。她看看，并无反应。又指给她看自家旧居的大门，她说不进去了。她将当年催送煤球、煤饼，倒土、买菜、买糖的事一概抹尽，这住了二十年的老窝似乎与她无关，或者从未相识。
她和他在家总是两个人吃饭，吃饭时他正忙事时她便自己先吃了。有一回晚间他发烧，立即去医院，家里正晚餐时候，叫她先吃，她很快吃完，但吃完后一直坐在饭桌不走，等他回来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