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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丽敏
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1949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3月，他两度自杀。
先是长子沈龙朱看到他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沈龙朱拔掉电源将父亲蹬开；再是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两年后沈从文公开检讨说。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时代突变，“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沈从文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及至1949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40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1949年的两次自杀，虽都获救，然而一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便“死”了。
至1948年，此前的20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300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对命运如此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1949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1961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1936年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张兆和回忆说：“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本人则在1969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1949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1953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1954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他还常去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
1949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只知，1985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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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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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平凹
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得深，枝梢的，绿得浅；虽然对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也背面了了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丰姿卓约的，作一个妩媚的笑。
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它，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它们停在叶下欢唱，是它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它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
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片落去，法桐就瘦削起来，寒伧起来，变得赤裸裸的，惟有些嶙嶙的骨，而且亦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
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拣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片收去呢？
来年的春天，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喔，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出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地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地凋落去。
然而，它们并不悲伤，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法桐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窗台，与屋檐齐平。
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有十分的幼稚。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的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
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它：它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望来年的新生，它才没有停滞，没有老化，而目标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材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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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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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昊鸥
我和父亲的战争一打就是十几年。
战争的初级阶段写满了我的屈辱。那时父亲打我，我像一只小鸡被他那双练过举重的长满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来，被打得哭天喊地。父亲打我的英雄事迹在我们那条街可以说闻之者色变，晚上隔好几栋楼也能听见我的哭喊声，不知道的还以为上饶集中营搬过来了。
父亲本着“不打不成材”的战略指导思想，问心无愧地殴打着他惟一的亲生儿子。我估摸着当时有现场摄像的话，那一定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级。就我所记忆，衣架、电缆、皮鞋、皮带、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亲密接触过。而获罪的名目也实为众多，考试没有考好要挨打，练球不认真要挨打，连吃饭插句话脑门上也要挨一筷子，当真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当时还广为流传一个段子，说我到医院看眼科，医生说看书的时候要隔一尺远，我说没法量，我家的尺子是用来打我的。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经用毛笔在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打倒法西斯”，贴在父亲的办公室。这体现了我自幼就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动口，不，动笔不动手，那时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从小父亲就给我讲《红岩》的故事。最窝火的是每次行刑完毕，父亲就要瞪眼呵斥：“知道错了没有！？”我只得声如蝇蚊地答：“知，知道了。”父亲还给我讲过韩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让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挨一次打就在日历上画一个圈，大有结绳记事之意。
毛主席教育说世界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我从小就会用辨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料定了战争的最终结局。我上初中以后战局开始有所转机，虽然挨打，但我方气势十足已是输阵不输人。每每开战，必是我先断喝一声：“不准打人！”常常是话音未落就先吃了一耳光———我挨打是有经验的，巴掌下来顺势将头一甩，拿捏得好相当于指甲在脸上挠挠痒。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做作业，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学习。王朔在《动物凶猛》里面说：“我们心安理得地在学校学习那些将来注定要忘记的东西。”我就比较幸运，我初中学的东西至今以至将来都不会忘记。语文老师时常拿我的空白作业本和上课偷看的《诗词格律》去父亲那里告我的恶状，这时父亲是很开明的，回来又把书还给我了。但是，每到考试结束，父亲就觉得脸面上挂不住。少不得一顿饱打，然后的一段时间里自然是动辄得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