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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来究竟藏到了哪里。我屡屡被寻找自己藏起来的东西折磨得筋疲力尽。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不与另一些书生进行藏书竞赛，我仅仅是一个使用书籍的人。用一个充满铜臭的比喻加以形容，我不是银行家而是贷款者。
我给书房订下的规矩是：如果某些书这一辈子不可能再读，那就坚决地请出山门。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严厉的施政纲领并没有给书房制造多大的震动。第一回合清除了数十本之后，后续的成绩每况愈下。我常常像一只伸长鼻子的老狗详细地搜索书架，可是，猎物越来越稀少。读过的书多半不仅可以读一次，没有读过的书又如何舍得丢弃？一些模棱两可的书在手里摩挲了半晌又塞了回去。孟尝君尚且收容一批鸡鸣狗盗之徒，安知这些书日后不会成为某一个灵感的火种？朋友的赠书是不能扔的。这些书爬山涉水，千里迢迢地赶来助兴，读不读都是书架上的尊贵客人。贾平凹曾经在一则戏谑之作中写道，他在废品站发现自己赠给友人的一部著作。贾平凹兴冲冲地将书购回，再一次题名寄赠——我可不想在一个厚厚的信封里收到朋友的讥笑。憋足一口气在书架前巡回，总是找不到可扔的对象，这就是郁闷了。
那些倒霉的杂志就是在这个时刻撞到眼前。每一日都有各种杂志从四面八方涌来，如同书房里的游民。杂志很少正经地登上书架报名注册，它们任意地盘踞于茶几、沙发、写字桌脚或者橱子边缘，居无定所。这些杂志大小不一，厚薄不均，我并不苛求它们遵循统一的纪律——杂志的性格不就是杂乱无章吗？我多半会习惯地翻一下新到杂志的目录，顺手将可读的垒成一叠。时日久了，这里一叠、那里一叠不断地壮大——阅读速度永远赶不上杂志的报到数目。偶尔想翻出某一本杂志查找一篇文章，堆积如山的庞然大物总是让我倒吸一口涼气——还不如乘车上图书馆省事。
杀机是在某一个星期日上午恶狠狠地涌上心头：无书可扔的时候，为什么不拿这些杂志出一口气？动不了正规军可以先打杂牌军。清理门户，大刀阔斧，果断地扔出一捆杂志的时候，我俨然体会到一种铁血宰相的威风。然而，片刻之后，一种不安慢慢地踱上心头——这一本杂志刚刚到，要不要放两天再说？那一本杂志的装帧如此豪华，一挥手扔了是不是暴殄天物？心肠一软，我又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打算重新翻检一遍。我渐渐发现，许多杂志犹如多情的女郎，每一个告别仪式都必须缠绵再三，久拖不决。这一本瞄上几行，那一本浏览半篇，不知不觉已日薄西山，扔出去的杂志东一本西一本地又回来了大半。罢了罢了，我长叹了一声，颓然掩门而去。
大量地占有，这是满足；放手扔弃，这是潇洒。最为难堪的是黏黏糊糊的那一部分玩意儿。剪不断，理还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反复的犹豫表明的是甩不下的尴尬。可叹的是，我们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尴尬之间渐渐老去，直到那一天——被生活彻底地扔掉。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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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老人
韩少功
在巴黎的一个小博物馆里，我正在等待朋友的到来。大厅两侧的高墙上各挂有一排老人的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那些法文的说明文字。使我突然大吃一惊的是，我在墙上看到了我的母亲，一个脸上皱纹密布的老妇，头发已经稀疏和干枯，太阳穴深深地陷塌下去，就像她从阳台上回首的那一刻，擦去一滴挂在鼻尖的凉鼻涕，终于把我盼回了家并且责怪我穿得太少。
她当然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位我不知名的法兰西人，只是与我母亲有惊人的相似而已。既然是如此相似，她想必也曾经每天站在阳台上；鼻尖挂着一滴凉鼻涕，想必也每天都等候儿子归来，并且毫无道理地担心着儿子穿衣太少。
褪去了种族的痕迹，一个中国老妇人出现在法国博物馆的照片上，真是让人大惊失色。当我把墙上两排老人的照片都一一看过，我才发现那些面容也全是种族莫辨，如果把他们说成中国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巴西人、朝鲜人，大概也无人生疑，也十分顺眼。也许老人就是老人，全世界的老人都面临着共同的大限，也就有了种族莫辨的老态龙钟。正像孩子就是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赤条条地闯来，于是无论地处天南或地北，都会有大眼睛或圆球脸，都在流涎水或咬指头，都能变幻出哭相或呆相，没有太大的种族差别，其最初的肤色与发色也模糊不清。
种族体态的浮现是后来的事，性别体态的浮现是更后来的事，还有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则是更更后来的事，所带来的生理特征差别，需要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才能成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个法兰西女人与一个中国女人，才会形貌迥异和姿态殊分，得以被人们一眼就辨别出来。由此可见，种族、性别、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烙印在鼻梁上或者下巴上，烙印在肩膀上或者面颊上，差不多都是青壮年时期的景观，是一支乐曲的展开部和变奏部，却不是起始部和结束部。它们定时出没，在人们生命的过程中像潮水一样涌现，又会像潮水一样隐退，在一定的时候使相同的生命形色各异，在一定的时候又使不同的生命彼此消融面容在久别以后重逢，回归于统一的规格和型号，就像出自某些模具。老人和孩子，这些最接近上帝的人，是真正平等的生命。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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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发财的感觉
孙绍振
突然收到来自国外的一封信，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发来的，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变乱，发信人的一笔款项（两千六百万美元）卡在该国中央银行里了。只要我提供一个账户，就可以把款项提出；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就属于我。算了一下，五百多万美元。凭良心说，我想像不出，这么多钱对我有什么用处，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浪费，一辈子也花不完这么大一笔钱。
绝大多数小百姓忙忙碌碌，疲于奔命，不管是嘻嘻哈哈还是哭哭闹闹，不外是为了钱。为什么这么执迷不悟呢？无非是钱不够用。正是因为不够，铤而走险者有之，出卖灵魂者有之，不要脸者有之，不要命者有之。人类进化到今天，许多毛病都可能改掉，就是这一点总是改不了，那就是贪财，总是觉得钱不够。每月拿几百元下岗津贴的觉得钱不够，年薪十万的经理和教授也感到钱不够。钱不够似乎成了人性的一部分。
钱不够花是一种苦恼，人生也就是一种苦恼。
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一个人告诉我，钱太多了，是一种什么感觉。
只有一次，我从间接渠道得到消息，一个在深圳的朋友，炒股票发了一笔，大约是六十万吧。那是90年代初，在当时可是许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一个天文数字。我们没有机会见面，因而无从直接得知，口袋里鼓着六十万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从他太太写的一篇文章里得到讯息，有了那么多钱，第一个感觉是轻松，生活的重负一下子消失了。
这个感觉太抽象。买了件便宜东西，打赢了一场球，考了好分数，得到理想单位的录取通知，都会轻松。但是发财，那种轻松感显然与之不同。
在我周围还没有一个发过横财的大款。
一下子，这样的幸运光临到我的头上了。
我并不需要那么多钱。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只取其中足够我挥霍一辈子的就行了。钱太多，会变成坏事，小偷、劫匪不会把穷鬼作为重点目标。报纸上绑票，甚至是撕票的对象，都是钱多得用不完的财主。如果轮到我，岂不哀哉。
这么一想，钱是个坏东西。
但是，我想起了当代中国一句著名格言：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学校当局正在为没有钱建造教学大楼而发愁，我可以拿来送给学校，成立基金会，造最豪华的大楼，剩下的奖励穷困而好学的大学生。
和有关方面商量的结果，把一个亏本得一塌糊涂的公司放在我名下，让我当个挂名的董事长。我就以董事长的名义向对方发了传真，表示同意。
一个月内，很是顺利。对方的“总统特别偿债委员会”还给我发了几次传真，核查情况。我都依照发信人的嘱咐，一一应付了。至于交纳税金，在该国保险公司投保的费用，都由对方解决了。
眼看那五百多万美元就要入账，免不了盘算起来：
除了挽救那个濒临破产的公司，还会剩下上千万的人民币。
成立基金会吧，谁来当会长呢？我来当，会不会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呢。在我给有关方面贡献了这么大一笔款子以后，德高望重的头衔放在我的头上不是名副其实吗？最迫切的是，要造一座大楼，还是造两座？在招标投标的过程中，人家贿赂我怎么办？买材料，搞安装，拿百分之三到五的回扣是公开的秘密。这可要让心灵充分设防的人负责，比如我的那些老同事，在50年代形成世界观的，至少看过革命电影《钢铁战士》和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事要上下奔波，当然得给人家鞋子的补贴；为了利益，还要适当地吹牛骗人，吹牛的事，那些哥们绝对外行，一吹就露馅。还是派我门下口才好的研究生去，歪理也能吹出十八点来，滔滔不绝的演说，天下无敌。但是我的那些研究生，一个个写论文才华横溢，一到生意场面上，会不会稀里糊涂，傻不愣登，被那些奸商糊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