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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天生具有圣徒的禀赋，他动笔之初就是以圣徒的身份写作的。《卢塞恩》、《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作为小说只能说是平庸之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的辉煌才华有天壤之别，可是在精神上他们却完全相通。托尔斯泰被人类社会的苦难和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深深伤害，为人类寻找出路的热肠折磨得他寝食不安。他一面对生命意义作形而上的思考，一面牵挂着每一个农奴的切身贫困与病痛。
他知道没有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解除我们所面对的困境，这种深重的绝望使得“唯一健全的心灵”变得千疮百孔。“托尔斯泰主义”是他献给人类的虔诚祈祷，他对祈祷的效果非常缺乏信心。人类只能按照自己的暴力逻辑相互伤害下去，所以他用那么悲悯的眼光久久凝视着人类。
像一切伟大的心灵一样，托尔斯泰时时为人类的苦难而忧伤。
索尔仁尼琴的眼睛——对抗
当文坛盟主高尔基领着一批御用文人歌颂政治犯们开凿的白海运河时，索尔仁尼琴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抗议。高尔基从中看见了劳动的欢乐，索尔仁尼琴却从中发现了奴役和伤害。
红军军官和数学教师出身的劳改犯人索尔仁尼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长期保持着高度紧张。这不但说明了政治迫害的持久性，更说明了他在精神上一直坚贞不屈。他的炯炯目光不但表现出势不两立的对抗意志，还表现出发现者的非凡洞察力，同时还有与罪恶力量牢牢对视看看究竟谁比谁更能博得未来之认可的决绝态度。
索尔仁尼琴如果生活在19世纪，他可能只是一个文学读者而不会成为作家。可是，残酷的现实总是刺激着他的感情生活，一代一代死难者在天国在冥府不断倾诉着冤情和屈辱。为一切冤魂代言的善良愿望、为罪恶的历史留下见证的伟大激情使得这个资质庸常的人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良知。他的文本虽然缺乏精神超越性，可是他让死去的灵魂和活着的灵魂都得到了安慰。
索尔仁尼琴是一切屈辱灵魂的抚慰者。在文学上，他继承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高尔基注重社会问题的传统，可是，比所有前辈更加深重的苦难使他不得不成为文学的叛徒，《古拉格群岛》对文学规范的放弃和破坏使得索尔仁尼琴成为了圣徒型作家。此前，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少数几个人才当得起这样的伟大称号。
有的作家的使命是创造文学精品，比如契诃夫、霍桑、海明威，有的作家的使命是引进非文学因素使文学的概念得到拓展，比如这个索尔仁尼琴。
让我惊讶不已的事情还有，从索尔仁尼琴的照片不难看出，这个长期囚禁在地狱中的人已经染上了地狱色彩的神经质，可是，他的文体却一直那么从容、纯正。无论是他的政论《莫要靠谎言过日子》，还是他的小说《癌病房》，还是历史报告体的《古拉格群岛》，都没有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风格和气息。我将此看作他心灵伟大的见证。
卢梭的眼睛——善良
与其说卢梭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天真主义”者。他对人类美德的信任与礼赞不但天真而且浅薄。他终生都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内心充满了孩子的单纯与善良。
在近代思想家中，对人类精神影响最大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达尔文，另一个就是卢梭。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为人类提供了世界观（演变的）和历史观（进化的），卢梭的契约学说为人类提供了伦理观（契约的）和价值观（天赋人权、权利平等）。
作为一个骂骂咧咧的反抗者和批评者，后人难免将卢梭想象为阴鸷而又刻毒的恶魔形象，甚至将他想象为看透世界的虚无主义者。然而，事实与此相反，卢梭不但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还是一个浅薄的性善论者。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与磨难，忍受过那么多的歧视和凌辱，可是在他的笔下却找不到一个坏人。他认为人类和社会是坏的，个人却是好的，有时候个人变坏那是因为受到不合理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玷污和摧折。
只有那些内心的善良强大到足够博得自己信赖的人，才会相信人性中的善良是占主导地位的，才会相信人类可以仰仗自身的美德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和人间幸福。从卢梭的眼神之中，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一个绝顶善良的人。感谢卢梭同时代的画家对他的敏锐的观察、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描绘，为他留下了如此震撼人心的眼神。在启蒙时代诸多大师之中，只有卢梭有这样慈悲的眼神。
卢梭的性善论主张和道德化倾向都有点像孔子，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注于社会伦理的思考和建树也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他们的价值观有着某种对立，孔子希望在等级秩序中落实每个个体的身份和位置，卢梭要求以所有个体的平等为前提建立社会秩序。这个源自内心善良的愿望弥补了卢梭的天真和浅薄，使得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震撼力和永恒的精神魅力。
鲁迅的眼睛——冷漠
鲁迅用他的笔告诉我们，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
鲁迅用这张照片告诉我们，人活到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的时候，就会与人间不辞而别。
一个作家如果不为人类的美德所感动他就成不了作家。一个作家如果不为人类的罪性感到震撼与失望他就成不了有深度的作家。一个作家如果不为人类的永恒苦难悲悯而忧伤他就成不了伟大作家。
鲁迅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有深度的作家。他从少不更事起就被人类的罪性深深伤害，终其一生都在与人类的罪性艰苦搏斗。最深的伤害常常导致最大的厌倦和冷漠，鲁迅说他常常感到自己所住的并非人间，这句话有时候需要反过来说：他常常并非住在人间。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影的告别》）
他既是一个影，也是一个游魂。既是“游魂”，有时候似乎住在人间，有时候一定要游到人间之外、甚至天堂和地狱之外的。
照片上的这个鲁迅，不但游到了人间之外，甚至游到了“存在”之外。
一个作家如果从来没有到人间之外去游历过居住过，他如何能够审视人间的罪性呢？
一个作家如果从来没有到存在之外去游历过居住过，他如何能够洞穿存在的真相呢？
一个作家如果到人间之外去游历过居住过，他怎么会自陷于人间的得失，而不为人间的生老病死生起悲悯心呢？
一个作家如果到存在之外去游历过居住过，他怎么会自囚于云烟一般虚幻的荣华富贵，而不为生命的温热献上一丝感伤的微笑呢？
当鲁迅回到人间、回到存在之中时，他点着一支香烟，在一群年轻木刻家的簇拥下静静地微笑，那是他存在于人间照片上的唯一微笑。
游历在存在之外的人是寒冷的。在我的心里，对于这个被绝望驱赶到存在之外的人总是怀着一丝温热的怜悯。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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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又少一座“图书馆”
陈长林
山中常遇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文化老人张中行以九七高龄驾鹤西归，按民间说法，纯属“喜丧”；不过智利谚语又说：“失去一个老人，就等于失去一座图书馆”，由此考量，伤感亦属常情。何况中行先生对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戏剧、文物、书法皆有研究。“等于失去一座图书馆”之“等于”，在此除去比喻意义，恰好道出一种实情。
中行先生是“图书馆”，言之成理。为人津津乐道者，要数“情感书”。
一家晚报刊登中行先生辞世消息，副标题径作“与杨沫半世恩怨化作尘烟”，虽嫌刻意，毕竟是公众兴趣所在。中行先生曾分婚姻为四等：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料得当年牵手，双方同感可意。后来杨沫抱怨张先生落后，男女已觉不可忍，牵过手的手遂成分了手的手。孔夫子说：“狂者进取，犯者有所不为也”。杨狂张猖，咫尺难共蝉娟，分手岂在一念间？再后来杨沫写出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以张中行为“余永泽”原型，不少人视为丑化。先生始终不以为意，亦不作一言，私下笑曰：小说入子部，岂可与史部等量齐观。颇显大家肚量，足见菩萨心肠。
文革中，有人逼张先生揭发杨沫“罪行”，张却证实：“她直爽、热情，有济事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得知大惊，专门写信道谢。前嫌就此冰释，可成一段佳话，可惜好事多磨。杨沫日后撰文，重弹当年老调，二人再度交恶。待到杨沫辞世，中行先生未去告别，理由是情牵、敬重皆无，何妨情缘俱断。
中行先生是“图书馆”，当之无愧。叫人叹为观止者，当推文学书。
人生七十古来稀，先生年近八十方写散文。“文坛老旋风”，一石浪千层。厚积薄发，暴得大名；货真价实，绝非虚名。犹记先生大作，问世即惊世，《负暄顼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有“当今的《世说新语》”之誉。目送飞鸿，手挥五弦，忆师忆友，风神毕现；分明伤逝，难觅伤感，细数沧桑，风清云淡。
白头宫女话玄宗，赢得一片叫好声。先生大作，表面看来火得莫名其妙，其实是昭示中国文化精神不绝，中国语文魅力不减。《负暄三话》既出，散文天地为之阔，读者眼界为之宽。苍天不负淡泊人，对文化老人自是一桩幸事；从此美文驻青史，对中国文坛更是幸事一桩。
中行先生是“图书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