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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
九月的时候，我换了一家公司。办公室是大间，都是隔断，相互间看不见。但相邻格子间打电话却能听得一清二楚。
我左边的同事，似乎是个很粘老婆的男人。“老婆，今天晚上我想吃红烧肉噢。”“老婆，那件灰格子的衬衣烫了没有？明天我要穿的。”“老婆，我又馋你的葱油饼了。”刻意压低的声音竟然糯糯软软的。
我在心里暗笑，这男人是在向他老婆撒娇呢。男人一撒娇，女人就得举手投降了。少不了暗地里留意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男人，事业上虽然没有什么成就，家庭生活肯定经营得相当成功吧。他的老婆，绝对是那种贤妻良母型的。
他给老婆打电话很勤，絮絮叨叨的，最后一句总是在提要求，要他老婆做这样做那样。简直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男人。上班时间，突然想起什么来了，立马就给他老婆打电话过去。从他打电话的神情判断，他老婆竟是从未拒绝过他，对于他繁琐的要求，总是欣然领命。
熟悉之后，我笑他，前辈真是好神气，讨得这样贤慧的老婆。他跟着笑，那是，那是。有一个星期天，我嗓子疼，到医院去拿点药，竟然意外地遇见他和他老婆。他老婆，不是我想象中精明干练的情况，相反的，林妹妹般的虚弱纤瘦。客气地打过招呼，他扶着老婆，小心翼翼地走了。接待我的医生很熟悉他们的情况，说，他老婆患绝症两年了，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只剩下半年的时间可活，好在她求生意志甚强，竟然捱过了两年，不过，她的身体眼见着是越来越不行了，不知道还能熬多久？
医生摇着头叹息，我的心一沉。这以后，再听见他打电话，我心里便有压不住的怒气。这个男人，真是的，老婆都病成那样了，他还一天到晚地使唤他老婆，男人的心，是过于粗线条还是本来就像石头那样硬？
他用红笔在日历上重重地勾了个圆。他说，老婆35岁生日快到了，让我帮着参谋参谋，送什么给老婆好。玫瑰，生日蛋糕，唔，太没有新意了；钻戒，不行，买不起，他一本正经地思量着。我终于忍不住，一句话冲口而出：你呀，什么都不用送，以后别再使唤你老婆，让她过两天清闲的日子就行了。
他不以为然地笑笑，那怎么行，她是我老婆，不使她使谁呢？你老婆都快死了，你还让她做这做那，你还是不是男人？你对你老婆，有没有一点点疼爱怜惜啊？我的语气里充满了鄙夷，眼前的这个男人是那么的面目可憎。
他的笑容慢慢地收起。你是不是觉得只有对一个人付出才是爱？其实向一个索取也是爱。她刚生病那段时间，我想着她留在这世上的时间也不长了，说什么也不能再让她为我操劳。我什么家务活也不让她干了，想着要让她吃好玩好休息好。可是她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差，她对我说，她觉得自己这样像废人一样活阗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不如早点去了的好。我说，我不让她走，她做的红烧肉我都还没有吃够呢。我开始像以前一样要她为我做这做那，她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了。那时候我才明白，爱一个人，不仅仅是付出，学需要被对方需要着。
所以，我会跟我老婆说，我要她给熨衬衣，我要喝她炖的汤。你知道我老婆是怎么说的吗？她说，当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也会做几个好菜给我放在冰箱里。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我只想满足老婆的这种幸福。你明白吗，因为爱，所以才一个劲地索取，爱一个人，就要给她爱你的机会。
他的声音哽咽起来。而我，直到那一刻，也明白了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我终于懂得，假如你真的爱一个人，那么你一定让他感觉被你所需要着，给他爱你的机会。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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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友＇坏到最后；只能转好
霍墨。克罗伊
我一生中最悲惨的一天发生在1933年，当时警长从前门进来，我从后门溜走。我失去了长岛的家园，那是我女儿出生、我们一起生活了18年的家。我不能相信这种事会降临到我头上。12年前，我还志得意满，我把我的小说《水塔西侧》的电影版权卖给电影公司，价钱堪称好莱坞之冠。我们一家住在国外已有两年了。夏天我们到瑞士避暑，冬天在法国逍遥——像个富翁一样。
在巴黎，我用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本小说。由威尔·罗杰斯主演，那是他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电影公司邀请我留在好莱坞为罗杰斯的电影再写几部剧本，可是我拒绝了。回到纽约，我的麻烦也开始了。
我渐渐觉得自己有一种沉睡已久的潜能未加发展，我把自己想像成成功的生意人。
有人告诉我约翰·雅各布·亚士特投资纽约空地赚了几百万。亚士特何许人？不过是带着外国口音的一介移民。他都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我要发财！我开始阅读游艇杂志。
我只有一片愚勇，我对房地产买卖的了解不会比一个爱斯基摩人多。我到哪里去筹钱来开始这个事业呢？答案很简单：把我家房子押掉，买下一批地，等到好价钱时售出，我就可以过奢侈的日子了。对那些在办公室任劳任怨干领薪水的人，我充满了同情。显然上天只赐给我这种理财的天分。
突然间，大萧条就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我。
一个月我得为那片土地缴220美元。而每个月过得可真够快的，当然我还得支付抵押贷款，并维持全家温饱。我开始担心，我想为杂志写些幽默小品，可是下笔沉重，一点都不好笑。我什么也卖不出去，我的小说也卖得很差。钱用完了，除了打字机及牙齿的镶金以外，再没有可以变钱的东西。牛奶公司不再送牛奶，煤气公司也断了气，我们只有改用露营用的小瓦斯罐，它喷出火焰时带着嘶嘶的声音，好像一只愤怒的鹅。
我们没有煤可以用，惟一取暖的工具是壁炉。晚上我会到有钱人盖房子的工地去捡拾木板木条，而我曾经是那些人中的一分子。
我担心得睡不着觉，常常半夜起来踱方步，把自己搞得很累再回去睡。
我不但损失了我买的土地，还赔上了我所有的心血。
银行扣押了我的房子，我和家人只有流落街头。
最后我们总算弄到了点钱租了个小公寓，1933年除夕我们搬了进去。我坐在行李箱上看着四周，我妈常说的一句话在耳边响起：“别为泼翻的牛奶哭泣。”
可是，这不只是牛奶，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啊！
呆坐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我已经衰到底了，情况不可能再坏，只有逐渐转好。”
我开始想还有什么我尚未失去的东西。我还拥有健康与朋友。我可以东山再起，我不再为过去难过，我要每天提醒自己我妈妈常说的那句话。
我把忧虑的时间及精力投注在工作上，状况慢慢地一点点地改善了。我现在要感谢我有机会经历那样的劣境，因为我从中得到力量与自信。我现在知道什么是跌到谷底，我也知道那并不能打垮人。我更清楚我们比自己想像的要坚强得多。现在，再有什么小困难、小麻烦，我就会提醒自己坐在行李箱上对自己说过的话：“我已经跌至谷底，情况不能再坏，只有转好。”这点小事再也不会令我烦恼。
不要为过去的事烦恼，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当你不能再下坠时，就只有上升一途！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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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艾滋病在哈特兰
李丹婷编译
这绝不是个有关死亡的故事，尽管死神时刻如影随形。
迪克和伯特是在1982年一次政治聚会上认识的，而在这之前迪克很有可能已经得了艾滋病，但没有办法确定这一点，因为当时还没有病毒检查的方法。那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还谈过艾滋病的危险，但是都认为他们值得为互相拥有对方生命冒险一次。
这一试带来了真挚的感情和长达5年的同居生活。80年代的美国小镇，艾滋病和同性恋被认为是罪恶。迪克的家人几乎和他断绝了来往，指责他把事情公开，令整个家族蒙羞，只有他的姐姐，不时看望迪克，陪伴他。
农场对于迪克和伯特有深刻的意义，不仅仅因为两人都是在农场长大的，还因为在同居的5年时间里，农场像个天然的帐篷，保护着他们的爱情。在迪克患病之后，农场成了他们的希望花园，这片土地种58种蔬菜和两颗期望战胜病魔的心。
37岁的迪克明显地消瘦了，他虚弱的身体已经泛白，病毒侵入视神经，视力严重受损。之前他一直乐观地用药物和严格饮食控制病情。患病6个月后，迪克第一次在医院过夜，虽然只是一夜，对未来的恐惧却开始不受控制地蔓延。出院后回到农场，迪克就谈起了死亡，用平静的语气。希望自己死后火化，把骨灰撒到附近的湖里。伯特接着说，他也希望火化，两个人的骨灰都撒在同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永远相伴。不得不承认，详细地交待后事，在死神逼近的前夕，有种解脱的轻松。
伯特用老母亲式的宽容和坚毅来支撑着迪克，包括他自己。每每安慰完迪克，静心和他交谈有关后事的处理，伯特坐在病房的窗边，握着迪克的手，害怕和无助还是像潮水阵阵涌来，他担心没时间陪迪克，担心失去共度的农场，担心自己体内藏匿着的艾滋病毒突然间发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放弃一个人的生命让另一个死得有尊严，那是我生命的目的。”
医院的例行公事：一天早上洗澡，隔一天洗头，已经成了两个人唯一的亲密行为。直到迪克去世前的两周，迪克更加虚弱，看上去就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