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呃獗磺≌俚骄┏巧烫钟胱几炼恳楹褪拢霸嗵毓诺露昀希肓罨鼐Ｓ址簟⒏坏隆⒊０脖玻呃庖嘣陔耷敖币院糜铮治礁坏乱瞬顾嬗∈潭粒吮囟醵┰蛞裂灾室寥绱顺伦嘁病薄Ａ淄跽庋难蠖急卸醵┑囊庵冀不埃庵智榭霾荒懿皇骨≌鹁６蟮呈屏Φ睦┱啪鸵馕蹲啪骷ǖ呐月洌〉比徊荒苋纹浼绦⒄埂�
居安思危整顿吏治：整饬要务
乾隆帝对吏治好坏的认识相当明确。他执政不久，对此发表一道谕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论述各级地方官得贤，关系一方百姓之福。他说：
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而治人概不多得，譬如知县贤，则一县受其福；知府贤，则一府受其福；督抚贤，则一省受其福。然而十三省之督抚，已不能尽得贤能而用之，况府县哉！惟在督抚时刻以吏治民生为念，不存为己观望之心，则朕之百姓，庶乎稍有裨益耳。《清高宗实录》，卷19，29～30页。
乾隆作为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集法治、人治于一身，而这里主要强调人治，并且对地方上从督抚到州县的“亲民之官”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以此来实现他的有效统治。特别是在吏治废弛的情况下，非整顿不可，以使各级官员各尽其职，勤于国事。
1．“督抚为一省表率”。这是乾隆的一个基本看法。《清高宗实录》，卷32，5页。清朝的总督从一品，巡抚从二品，号称“封疆大吏”。督抚掌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负责参劾官吏，稽查钱粮，维护治安，审理刑狱等要务，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职权最重。《清史稿？职官三》，卷116。乾隆解释说：“盖人君总其成于上，而分其任于督抚，督抚总其成于上，而分其任于州县。”就是说，督抚是皇帝在地方的全权代表，国家法令政策的执行人。乾隆因此要求“督抚时刻以吏治民生为念，不存为己观望之心”，具体来说，督抚必须保证国家政令畅通无阻，使地方各项事业繁荣发展，凡是地方上发生的一切重要事情，督抚都要向乾隆专折奏报，经过批示后才能处理。
2．知府是“亲民最要之职”。清官制知府从四品，职掌则领有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在乾隆看来，知府一官承上启下，是州县官的榜样，地位非同一般。因为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州县官最清楚明了，而州县官廉洁奉公还是贪赃枉法，又逃不过知府的耳目。如果知府精明强干，熟谙政事，即使州县官是平庸之辈，也能激发奋力向上之心；若是知府懦弱无能，驭下无方，州县官必然苟且偷安，荒弛政事。《清高宗实录》，卷142，8~9页。况且，按照清朝官制规定，府一级官员任命时，要由吏部引见，皇上当面阅看，所以乾隆对知府本人通过引见交谈，多少总有一点了解。州县官职低位卑，很少有机会与皇帝交谈，其人品能力如何，只有依靠知府去掌握了。因此乾隆强调一定要选拔娴于政务的人担任知府，他本人在任命知府上是非常慎重小心的。一次，吏部引见新任武昌同知王文裕时，他看王文裕长得相貌堂堂，回答提问声音洪亮，觉得这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就在其名字下面写了个“府”字，意思将来此人可担任知府。正巧几天后，吏部请求任命安陆府知府，乾隆想起这件事，即任命了王文裕。王文裕临赴任前面见乾隆请求圣旨时，乾隆在谈话中发现王文裕的同知官是花钱捐纳的，并没赴任，根本没有执政经验。虽然心中后悔，但“君无戏言”，已不可能改变了，于是急忙传谕给湖广总督塞楞额和湖北巡抚彭树葵，对王文裕“留心试看，斟酌奏闻，如于知府不相适宜，不若奏明，仍补同知为妥”《清高宗实录》，卷319，1～2页。。
3．“天下亲民之官莫如州县”。清官制知州正五品，知县正七品。州县是基层官员，责任最繁，审理命案，催征租粮，公开政令，劝农赈贫，无所不包。按照乾隆的要求，知州知县，就要周知一州一县的一切事务，山川湖泊、桥梁关隘、风土人情无所不知，把州县所管辖的范围当做自己的家，兢兢业业地管好。平时有事就在城里办公，闲暇则出巡乡村，询问百姓疾苦，了解农民生活，奖励勤劳生产之人，惩罚游手好闲之辈。遇到民事纠纷，可以就地解决，长此以往，“始可以受循良之实效，不愧为民父母之称”。但当时的州县官根本不是这样，除征粮派差之外，每日安坐衙署，若无人命盗案发生，从来不出城门。老百姓要不是打官司对质公堂，恐怕今生今世也看不见这些父母官长的是什么模样。他们对闾阎疾苦漠不关心，乃至对管辖四至，亦茫然不晓。乾隆谕令州县官员必须痛改以往劣习，而把为百姓谋生计放在首位。他说，州县所辖地方，大率不过一百多里，幅员最广者也就三四百里，因此命令州县官必须巡视周全，做到了解下情，尤其春耕秋收农忙季节，要下乡检查农业生产，具体掌握丰欠情况，而且要做到轻装简从，不得骚扰里民。《清高宗实录》，卷47，5~8页。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任免官吏的大权就掌握在皇帝手中。清代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高度发展的时代，军国大事莫不“乾纲独揽”，掌握任免大权的皇帝对吏治的好坏，起着关键作用。乾隆初年，直隶总督李卫在一份奏折中曾说：“直省之政统于督抚，督抚之政统于六部”《清高宗实录》，卷65，25页。，六部之政统于何处，李卫没胆量说，其实六部之政是统于皇帝的。自朱元璋废丞相后，就是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了。清雍正中设立军机处，内阁大学士更形同虚设，皇帝更权大任重了。年轻的乾隆，是非常清楚肩上的重任的，他说他自己“每于引见时，必执笔详记，详视熟察，虽有碍于观瞻而不顾者，即为知人其难一句耳”《清高宗实录》，卷19，30页。。表明他对任免官员的高度谨慎。他还说：“但人才自昔为难，即如州县等用科目出身之人，原为伊等读书攻苦数十年，始博一官，是以按资铨叙。每于引见时，有年力衰迈之员，欲不用则弃置堪悯，用之贻误地方，不得已令其改教。在伊等摈而不用，则未必尽皆心服。若使强词夺理，方谓一见何以决其不能胜任，究亦难与辩晰。其实衰庸辍字保喜荒茆呙裆缰丶模次淳鄢吐加眯旃燮浜笳撸嗖恢布敢印！薄肚甯咦谑德肌罚�288，23页。一番话既道出了他在官吏任免上的苦衷，也说明了清朝选官制度存在无法克服的积弊，因此，整顿吏治的经常化是不可避免的。
居安思危整顿吏治：勤求治理（1）
春秋方盛的乾隆登基伊始，面对的是升平之世和群臣对他的颂扬。却有一位资深老臣上疏进谏，这位披肝沥胆的老臣便是吏部侍郎孙嘉淦。原疏甚长，其精华在于“三习一弊”之说，不妨摘录如下：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清史稿？孙嘉淦传》，卷303。
孙嘉淦的忠谠之言，就是希望年轻的乾隆帝不要骄傲自满。乾隆看到这份奏疏很高兴，立刻念给在场的大臣们听，实际是既表示他的虚怀若谷，又使大臣们也应以此为戒，君臣上下，力避“三习一弊”，励精图治。
乾隆主张“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他说自己“日理万机，唯日孜孜，不敢暇逸”。《清高宗实录》，卷106，15页。他把提倡勤政实政，把反对苟且因循作为整顿吏治的目标。
首先，乾隆身体力行，做勤政的表率。这位大清皇帝相当辛苦，他一天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政事上面。尤其御门听政之日，当天微露曙光，就得穿戴整齐，做好准备，等待大臣们上朝。大臣们可比他起得晚。按照朝仪，大臣们都到齐了，皇帝才出来见他们，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太监们去看了好几次，“始云齐集”。诸大臣上朝见皇帝奏事经常迟到，每天到各衙门办公，自然就更晚了。然而，众臣多为先朝年长之人，乾隆不便发火，只好经常引用《尚书》中“君子所其无逸”和“无旷庶官”之类的话告诫这些人。有一次，乾隆帝天一亮就起身阅读送来的奏章，诸件批示完毕之后，忽然想起几天前曾叫部院大臣们推荐督抚、尚书和侍郎人选，有些事情还需要当面和他们谈谈，就派太监通知大臣们前来。这时已是辰巳时刻（8、9时），他等了好一阵子，一个大臣未到。这一回他可真是“龙颜大怒”。因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他官署在紫禁城外，各部尚书来晚还有借口。而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内，应该招之即来，据太监们报告大学士查郎阿、陈世倌、史贻直等人根本没来办公。乾隆非常愤怒地训斥这些姗姗来迟的大臣们，“可见向来所奏每日入署办事，粉饰之虚辞耳！尔等身为大臣，当以早朝勤政进规于朕，方无忝责难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