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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世祖诸子有福全、玄烨、常宁、隆禧。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名字上看不出同辈之间的关系。但从圣祖玄烨开始，渐倾向汉族习惯，他的儿子命名一律用“胤”字开头，如胤禔、胤礽、胤祉；孙子辈用“弘”字起首，如弘皎、弘晌、弘昼、弘历等等。满族官僚汉化程度更为严重，以大学士鄂尔泰为例，《清史稿》中他与张廷玉合为一卷，读卷首目录为：“鄂尔泰、弟鄂尔奇，子鄂弼、鄂宁；张廷玉，子若霭、若澄、若渟，从子若溎。”除非专家，从名字上很难区分族属。至于一般满族人家不仅命名从汉俗更为普遍，连姓也改从汉姓，例如瓜尔佳氏改为关家氏，富察氏改为傅家氏，钮祜禄氏改为郎氏。一次，乾隆接见应升满洲官员，正黄旗满洲骑骁校塔清阿，奏称姓高家氏，多隆额奏称姓杨家氏，且二人均为东北满人，使乾隆发出“似此沾染汉习，满洲旧姓，将来必至泯没”《清高宗实录》，卷979，4页。的感叹。所以乾隆编是书，加上严厉斥责满族人用汉姓，结果绝大多数满族人都保留了满族姓氏。
盛世修书编满族要典：弘扬民族传统（2）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族在关外信仰萨满教，入关以后，又把这种信仰带到关内。萨满教没有固定的教规教义，据乾隆说，主要是祭天、祭神和祭佛，“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实际上是满族共有的一种信仰习俗。乾隆年间，这种习俗也逐步削弱。乾隆举例说：“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辞为重。但昔时司祝之人俱生于本处，幼学国语。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报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神、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编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渐致淆舛。”《清高宗实录》，卷294，13页。任何祭祀活动，其核心内容无非是表达神灵祝福保佑之意，发自内心而形诸言辞，若如乾隆所讲，连主持祭祀的司祝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临时乱编一通，参加者更茫然不解，这种活动恐怕就没人乐于参加了。萨满教是满族特有的信仰习俗，经常举行祭祀活动，可以密切满族人际关系，加强族人团结，唤起民族意识。所以乾隆自己出来干预此事。他命令满族官员调查考证现存各种祭神活动的形式和祝词内容，“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土人”，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上谕》，作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自恃满语讲得好，亲自订正祭祀所讲祝词，凡祭祀时所使用各种器皿一律绘成图画，供各地满族人仿制，最后编成《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公开刊刻发行。乾隆亲自作序说：“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弗坠。”经乾隆着意倡导，满族的萨满教信仰竟长期流传，清朝灭亡，其宗教仍在。
盛世修书编满族要典：追溯满洲源流
满族的源流一直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但是，在搞清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满族共同体形成不久，清朝统治者编纂的《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赤实录》等典籍，均特立“满洲源流”一项，说“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然后便讲一个神话，说天女生了满洲的始祖布库里英雄，接着列举一个代代相传的世系，直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既似一个民族的源流，又像一个家族的家谱，而总的追溯时代并不远，有的学者考证，布库里英雄相当于元末明初时人。孟森：《清朝前纪？清始祖考》。另一种是，从民族的发展上追溯，从先秦的肃慎、汉代的挹娄、魏晋的勿吉、隋唐的靺鞨，延及至元明的女真，以这个线索探讨满族的源流。
乾隆时期满族的源流问题仍没有解决，那时不仅有大量明朝以来很多人谈论满族的书籍存在，包括一些贬斥满族和清朝皇室的书籍，而且清朝兴起以后，由皇帝发起和清朝政权组织人力物力编纂的有关满族源流的书籍也刊出了一些。但是这些书籍的内容，有的说法完全错误，有的即使没有明显错误，互相矛盾之处也很多，或者语焉不详，说明不了问题，如此等等，乾隆都不甚满意。在清朝统治一百余年、社会走向全盛的时期，本身又是满族并具有满腹经纶的乾隆帝，决心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进一步阐明满洲源流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发起编纂了前所未有的追溯满洲源流的专著和有关的民族历史文化典籍。
《满洲源流考》。乾隆发起编纂《满洲源流考》，首先在于解决满族的族源问题。满族是满洲族的简称，清代的满洲族是由明末女真人直接转变而来的。满族17世纪初崛起于辽东山区，是以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为核心，包括吉林海西女真和黑龙江东海女真及部分汉族、朝鲜族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由于其领袖努尔哈赤与继承人的努力进取，满族迅速入关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清朝统治者常年忙于战争，对满族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对满族的族源、满族崛起的历史条件，并不十分清楚。如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听到来自黑龙江的穆克什克讲他们祖先的神话还是觉得津津有味。参见关嘉录等译：《天聪九年档》，5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即使在康熙年间，对清朝皇帝来说，满族曾经生息过的白山黑水地区仍存在浓厚的神秘色彩，为此康熙特派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亲自去长白山实地考察。《清圣祖实录》，卷69，3~4页。另外，努尔哈赤建立政权称为“大金”（亦称后金），皇太极为减少汉族人对后金政权的仇视心理，改金为清，使人们对满族的认识更加模糊了。彻底弄清满族源流确实很有必要，乾隆在上谕中明确认定“满族是古之肃慎，近世金人之后裔”。他考证说，金世祖居完颜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黑龙江，清朝发祥于东北，山川地理与金朝相同。他还说，满族最早出于肃慎，“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诸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关于满族与金同源之事，乾隆主张不用避讳。他说：“我朝得姓曰爱新觉罗氏，国语谓金曰爱新，可谓金源同派之证。盖我朝在大金时，未尝非完颜氏之服属，犹之完颜氏在今日皆为我朝之臣仆，普天率土统于一尊，理固如斯也。”
其次，乾隆通过编辑《满洲源流考》，澄清历史上汉族文人对满族的偏见和诬蔑之词。例如，范晔著《后汉书》中《三韩传》里讲辰韩人生了小儿押之以石，以使头扁。乾隆说，小儿出生下来，体质极弱，怎能忍受石头之压。他列举满族人习俗是小儿生数日，置卧具，使其仰面而寝，时间长了，后脑扁平，乃生活习惯使然，从而推论辰韩人亦属此理，痛斥范晔此说“甚悖于理”。明末一些明朝官员有关满族的记载颇多微词，乾隆最为愤恨，称他们是“狂诞之徒，寻摘字句，肆为诋毁，此如桀犬之吠”《清高宗实录》，卷1029，5~6页。。针对这些诬蔑之词，乾隆提出要把“建州之沿革，满洲之始基，与夫古今地名同异并当详加稽考，勒为一书，垂示天下万世”。
乾隆的编书，始终不忘维护清朝统治。即使这本考察本族源流的书，乾隆也指示书中要贯穿清朝为中华正统的观念。他针对努尔哈赤曾被明朝授为“龙虎将军”一事，说刘邦在秦朝为亭长，李渊在隋为唐国公，朱元璋是元朝布衣百姓，清受明朝封号又算得了什么。“我朝乃明与国，当闯贼扰乱，明社即移之后，吴三桂迎迓王师入关，为之报仇杀贼。然后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统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
《满洲源流考》的编纂对全体满族人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即使今人视之，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统一也有重大意义。全书共分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二十卷，首先肯定满族是部族名而非地名。这个结论对近代某些西方列强故称东北为满洲，企图进而否定东北并非自古以来就属中华疆域的谬论，始终是最有力的回击。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金与满族同源，乾隆因此很重视研讨金史。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读金史时，见到里面附有后人作《国语解》一篇，舛漏甚多。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金朝全盛时幅员辽阔，除女真人外，还有汉人、蒙古人、契丹人等各民族在金统治之下，而当时以国语（指女真语）为重，对女真语与汉语的对音翻译并不讲究，待元朝修《金史》时，以汉文记载译写，才造成这种弊病。以这篇《国语解》来看，或者声音相近而字义不合，或语似是而文有增损，有的女真人姓氏还译成了汉姓。乾隆指出：“金源即满洲也”，其官制人名，用满语翻译清晰准确，他命令大学士讷亲、张廷玉，尚书阿克敦，侍郎舒赫德负责改订，“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今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解”《清高宗实录》，卷295，6页。。重新订定的《金史？国语解》刊刻之后，为研究金史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全部《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在《金史？国语解》基础上编成的。乾隆在读史中发现，不仅《金史》，《元史》和《辽史》的人名地名也有很多问题，盖因“辽、金、元入主中国时，其人未尽通晓汉文，以致音同误用，而后为史者即非本国人，更借不雅之字以寓诋毁之私”《清高宗实录》，卷1054，9~10页。。乾隆揭露说，封建文人出于无知和偏见，人名地名错误甚多，在编写笔法上也有意贬斥满族先人，如元朝所修《金史》固然要以元朝为尊，然而，该书竟记载金朝人称元军为“大兵”或“大军”，则于史不合，有很多地方“逞弄笔锋，轻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