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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兵把子弹推上膛，对准了人群，两挺机枪也架好了。
挎洋刀的鬼子军官冲身边一个穿着一身日本军服的翻译哇啦了几句话，那个翻译说：“太君说了，你们想干啥，想造反吗？”
阿玛说：“造反？我们一个小老百姓那敢造什么反，我们就是觉得你们的人被狗咬了一口，就把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人用刺刀捅成这样，这事有点说不过去啦！”
翻译跟鬼子军官哇啦了几句后，鬼子军官又跟他哇啦了几句，他告诉我们：“太君说了，这事是偶然的，他表示道歉。这个士兵在剿胡子时受了伤，心里正憋着火，又被狗咬了一口，因此才出现这种事，请大家原谅。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保护满洲国人民的。”
大伙一听可气坏了，七嘴八舌地吵吵：“我们一个大活人眼看就要死了，这么几句好话就想把事完了，这也太拿我们不当人啦！”
翻译把大家的话和当官的一哇啦。那个当官的拉下脸说：“你们胡子的干活，统统的死拉死拉的！”
然后把刀一举机枪步枪全部推上了子弹，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人们。破帽子沟的四十多口人毫无畏惧地站在一起，怒视着这群杀人魔鬼。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刻，溪浪河镇的日本收税官和小河屯村村公所的一个办事员来到破帽子沟收税，看到这种情景急忙跑了过来。山田日本收税官跑到日本指挥官跟前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通，日本指挥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翻译说：“这位收税官和太君说了，你们屯子的人都是满洲国的良民，有得罪之处请皇军多多原谅。”
然后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这么干不是自己找亏吃吗，还不赶快散开！”
面对这群荷枪实弹的野兽，赤手空拳的破帽子沟百姓能有什么办法，只好散开回到了各自的家。看到人群散了后，日本指挥官带着他的队伍走出了破帽子沟。
日本军队离开后，人们又涌向了我干妈家。这时，干妈早已咽气。我扑到干妈的身上，哭得差点背过了气，干妈的家哭声响成了一片。
傍晚时，干爹领着两个孩子从缸窑镇串门回来，一进院被家里的情景惊呆了。掀开停在当院门板上盖在干妈尸首上的布单，用手摸着干妈那惨白的脸，蹲在地上泪流满面一声不吭。
过了一会，干爹站起身，进仓房抄起大斧子就往外跑，人们急忙拦住他。他破口大骂：“小日本鬼子，我操你八辈祖宗，我和你拼啦！”吓得日本收税官和村公所的人赶忙离开了破帽子沟。
屯里的人凑了几块杨木板，给干妈钉了个“一二三”（底一寸，帮二寸，盖三寸）的白茬（没刷油）薄皮棺材。送殡的那一天，全屯的人都戴着孝，把干妈送到了北山坡上，葬在一个朝阳的地方。我站在干妈的坟前默默地发誓：“干妈，你放心的走吧，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杀鬼子，替你报仇！”
第 十一 章 国兵生活
一九三九年，侵华日军为了抽调部分关东军支援关内作战，扩大战场以实现其吞并东南亚的野心，又一次大规模的征兵。凡年龄在十八至二十五周岁的男性均被列入征兵对象，如有拒绝和脱逃者一律按反满抗日罪论处。
那一阵子，家有适龄青年的人家可都毛鸭子啦。虽然村公所的人说这次招的全是“青年义勇军”，是满洲国政府的正规军队，是咱东北人自己的队伍，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所谓“青年义勇军”早已成为日本鬼子的帮凶。
在那苦难的年代，东北的老百姓家家都有一本亡国奴的血泪帐，有谁愿意为日本鬼子去卖命呢？于是，有钱的人家买通政府，以其他理由免征，或出钱雇人冒名顶替。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是听天由命。
那年，我只有十七周岁，按当时的规定是不够年龄的，可是当时的村长“关大炮”为了把张保长的孙子“三斜楞”的弟弟替换下来，把他的年龄改成十七周岁，而把我的年龄改成了十八周岁。
为这事阿玛先到村公所问“关大炮”，他说：“这规定今天改了。”
阿玛又到镇里问镇长，镇长说：“现在的年青人少，所以征兵的年龄提前了一年。”
没有办法，我只好到镇里去体检。
年青的时候，我的身子骨长得挺单薄，但是没啥病。再说那时候的体检也就是走走形式，只要你不是眼瞎耳聋和拐子就可以了。于是我和双岭子屯的两个青年被征入伍。
在入伍的那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心口堵得特别难受，眼泪也总在眼窝转。
屯里的人都来到咱家，阿玛劝我说：“老二，去吧，不去咋整？这个家你也瞅着了，根本没有钱找人替你。”
“这个兵我真不想当，一想到李二哥的挨打，干妈的惨死，‘老黑沟’那死在鬼子枪下的一千多名乡亲，我这心就特别难受。你说我再当这个国兵，替日本人打仗，这心能受得了吗？”
“老二呀，碰上这个年头有啥办法，你不去咋整？”大伙劝道。
“我想跑，到东山里找我三哥去。”
阿玛急眼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你咋能这么想呢？你要是一跑，不但坑了咱家，也坑了全屯的人，你没听村长说的话吗？”
“阿玛，我知道，这是杀头的罪！”
“孩子，知道就好，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打心眼里不愿当这个兵。可是有什么办法呀，咱总不能让全屯的人陪咱家掉脑袋吧！”
大伙也都说：“没办法呀，孩子，家里你放心，我们大家照看着。”
我一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抹亮我就起来了，把水缸挑满，又劈了一堆柴火。
额娘拉着我的手说：“老二呀，你这回离开了爹娘，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咱是正经人家的孩子，可不能干那伤天害理的事，更不能帮日本人杀咱自己的人哪！”
“额娘你放心，我也不是小孩了，咋回事我知道。”
“知道就好，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额娘对你放心。”
走的时候，全屯的人一直把我送到了大西岗。我和双岭子屯的两个人走得快没影啦，回头一瞅，屯里的人还没有散去。
我们到了溪浪河镇后，随其他的入伍青年经县城到了吉林市，然后坐军用车专列到了奉天（即沈阳），又坐汽车到了新兵训练所。
那时候奉天的新兵训练所，就在过去张作霖部队的老营房——北大营。
“北大营”那时候一抹是青砖青瓦的长堂房，每堂房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分布着士兵的宿舍。每间宿舍里两铺大火炕，住着二十余名士兵。房子外的四围是两丈余高的大青砖墙，上面拉满了电网。每隔五十米一个炮楼，上面站着日本兵，端着枪凶神恶煞般地注视着院里的每一个角落。一进新兵训练所的大门，就给人一种进了监狱的感觉，心里头毛的学的（毛骨悚然）。
那时候，日本人为了把“青年义勇军”训练成他们的帮凶，全部采用日本军队的训练方法。“青年义勇军”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伪满洲国政府军，老百姓们管他们叫“国兵”。
到了新兵训练所后，当天下午就开始登记、换军装和分配兵种。登记的时候，一个日本少佐看到我的登记表上填着文化程度是“四年小学”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文化有，大大的好。中国的老百姓，愚昧的，书的不念，出息的没有！你的汽车的干活。”主管分配的两个日本兵听他这么一说，就把我分配到汽车中队。我的两个同乡因为没有文化则被分配到步兵大队。
在满洲国国兵部队里，技术兵种和步兵大队在待遇上有一定区别。步兵大队的伙食，除了逢年过节外，几乎全是高粱米饭，菜也是没油拉水的。而我们汽车兵中队每月都能吃上几顿细粮，有时菜里还有点荤腥。我的两个老乡眼馋说：“还是念过书的好啊，我们要是念上几天书，不也当上了汽车兵？
奉天城里的新兵训练所，实际上就是一座人间地狱，日本教官拿中国士兵根本不当人看待。我所在的汽车中队有五名教官，一个比一个邪乎。其中有两个最不是东西，这两人一个叫川岛四郎，长得粗古囵墩，满脸横肉，一对三角眼睛，闪着狡猾的凶光，总往中国士兵的身上瞄，挑你的毛病；另一个叫渡边，长着细高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上有几颗浅皮麻子，长瓜脸、大眼睛，鼻子下留着一撮“卫生胡”。这个人瞅起来文文静静的，实际上心狠手辣坏点子最多。这俩家伙天天提着竹剑，新兵们可吃尽了他们的苦头。
新兵训练的第一个项目是学日语。日本教官说：“满洲国是大日本的附属国，满洲国的人将来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满洲国的部队将来都是皇军部队，因此，部队上的士兵必须学会日语。”日本教官规定，新兵在入伍一个礼拜后，必须学会简单的日语对话，在军营内不准讲中国话。这一下可苦了那些没有文化的新兵了。
有一个姓杜的新兵，家是榆树县大坡镇的人，入伍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因为家中七十多岁的母亲有病没钱医治，他顶替了本村一个姓刘的大户人家的孩子来当兵。学日语对他这个一天书没念过的半大老爷们来讲简直比登天还难，因此他的打真没少挨，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晚间回到宿舍睡觉的时候，在梦中还疼得直哼哼。
我看他被日本教官打得怪可怜的样子，就告诉他：“学日本话不能死记硬背，你用咱们话仿音，学得就能快一点。比如，日本人把吃叫‘咪西’，咱们的米就是干的，这回你把他反过来，把米记成是稀的就可以了。”
他说：“我这个人哪就是笨，到现在我连一句都没学会，刚刚背会点，一到教官跟前叫他们一喝呼啥都忘了。细想起来挨打也应该，谁叫咱这么笨来的？”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教官提问他：“杜的，你的说吃的怎么讲？”
他站起来后，憋得脖粗脸红想不起来，我在他后边小声说“稀”，他忽然想了起来，说“稀咪”。
日本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