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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由己不愧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伟人，语言和思想的逻辑联系再也没有比他此番表述更清楚的解释了。正如教士有一套语言体系、麦克思主义有一套语言体系，毛太祖思想有红宝书一样，什么样的信仰，就说什么样的语言，不同时代的文章，文风和用词总是不同的。文字不是文化的关键，语言才是重中之重。是以，正如用红宝书绝对拼凑不出民主自由一样，文言文里面只有等级和专制，当然，文言文里面会有其他东西，可为了新文化，谁又在乎呢？
趁着杨锐辞职，礼部章枚叔不当朝，尽快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北大文学院那些提倡新文化年轻人的一致观点。不废除文言文，跟那些老学究拼学识，千百个胡适、刘半农、周树人加起来也不是对手。可把文言文废了，将老学究们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数十年后，当他们这些人牛气冲天坐镇百家讲坛给那些看不懂文言文的文盲科普传统文化时，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宗师、大师，这些头衔更非他们莫属，他们将是新旧交替的一代神人，后面的人只能沿着他们开创的岔路前行。或者说，学识不够却要当学霸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所有人的智商全数拉低，当所有人都进入文化荒漠时，最后看到的那片胡杨林将是他们对森林永久的回忆。
心领神会陈由己所想的蔡元培想了一想。道，“可有人说，废除文言文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残暴千万倍的之举，这等于是将以前数千年的典籍付之一炬。以后再有没有人看得懂那些东西了。”蔡元培说完又道，“我不是不同意提倡新文化，我只担心废除文言文阻力太大，毕竟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儒生，他们还开着许多私塾。影响力绝对不小。”
“那就先以学校必须公办的名义将那些私塾都解散了，儒学已是死老虎，我们可以倡议‘打到孔家店’，就像日本几十年前做的一样。”陈由己言辞有力，再也没有比当下这种局面更好办事的机会了。
“能发动得起来吗？”蔡元培说道，“马上就是年关了，学校里学生早就放假了吧？”
“学生是放假了，但这些事情可以明年开学后开始。”陈由己道。“即便那时候杨竟成回来了，对此也将无所作为。”
见陈由己说的这么自信，深深了解杨锐的蔡元培却是闭目。好一会才道：“仲甫啊，千万不能小瞧了竟成。他能有今天不光是运气，而在于思想。他和枚叔不一样，他对任何新的东西都是一点就透，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他老早以前就知道了一样，其中的缺点优点，一盖尽知。”
“先生，可自由是人的天性，学生又最是反叛、最追求自由。民主或许还有不同说法，可以诡辩，但抨击儒教、提倡自由和科学，他总没话说了吧。”陈由己一脸的不相信。杨竟成能鼓动农民，但对学生，确切的说是对现在的学生，他相信他是无能为力的。
“仲甫，你们千万不要轻敌，你要记住一句话……”蔡元培目光炯炯的看着陈由己。很是严肃，“在竟成身上，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
蔡元培说着奇迹的时候，看着天源果品公司神武六年财务年报的杨锐也对突然出现在沪上的徐锡麟说着奇迹，真是想不到他会冒出来。不过想来也奇怪，秋瑾、蔡元培和他熟悉，自己也特别赏识他，他更独立于复兴会正规系统之外，和事佬由他来做是最好不过的了。
一番客套的徐锡麟坐下后笑道：“竟成是准备在沪上度岁吗？”
“不是，已经托人去买火车票了。一直忙于公务，这次是要回桑梓度岁，除了认祖归宗，仙凤也要葬在老家祖坟。”杨锐把程莐手里的茶接过，客气的放到徐锡麟面前，而后道：“伯荪你不是在北京的么，怎么来了沪上？”
“竟成一走，京里就乱的不成样子，我在怎么坐得住。”急公好义是徐锡麟的禀性，得悉那一日常委会发生了什么之后，他便自告奋勇的来当和事佬。“竟成当日之语初听让人不悦，可细想这里面却无半点私心，只是璇卿和孑民都是理想惯了的人，对这些实话真的是难以接受啊！”
听徐锡麟这样解读秋瑾和蔡元培，杨锐笑道：“璇卿我是理解的，当她发现复兴会和满清在统治本质上豪无差异时，她做出退会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她这边，只能说她把革命相像的太美好了，其实革命并不是那么美，而是非常的肮脏。
她真的忘记了，人，本应是兽，然后再是人。如果说恶是兽性，那善就是人性。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说过：‘人生就是一匹用善恶丝线织成的布，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我们的罪恶有赖于我们的善行把它们掩盖，才不会完全绝望，’
和人一样，复兴会不可能只做好事。如果说掌控政权是复兴会恶行的话，那么在掌权时所推行的那些政策，便是它的善行。善恶之间并无绝对，有的时候更难以区分，真要将复兴会所有的一切都想象的金光灿灿，那就是不切实际了。”
说到这里，杨锐看了凝神细听的徐锡麟一眼，道：“伯荪，其实说真的，我们和同盟会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我和孙汶也没有根本的不同。真要说两者存在差异的话，那就是我这个人很怀旧，我爱这个国家从古到今的一切；而孙汶，他爱的是美利坚。恨不得将这个国家碾碎了按照美利坚的模样重铸一次。。
同样的……”杨锐站起身道，“我和孑民的差别也在这里。他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已经无药可救了，需要把西洋的民主自由引入。可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孑民看西洋民主是善得不能再善的东西。可实际上民主却是一种源于自私的恶。
就像西洋经济学一样，其两大基础之一，便是要所有人都必须是理性的、自私的，只有人人只为自己考虑、不顾别人死活，市场才能正常运转。民主制度才能建立。自私自利并无不对，不管是辛劳所得、还是诈骗所取，谁的钱财都不是大风刮来了，可问题他将一种基于恶的东西当作是善，并且敲锣打鼓要去迎进来，那就非常讽刺了。
他连民主的前提是公民必须理性自私都不知道，就四处宣扬它，而且抨击我独裁专制，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智商。我是赞同一定程度上的专制，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专制。而是整个复兴会的专制，他反对这种专制就是反对整个复兴会，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想想吧！当农会会员、当复兴军战士、当复兴会员，为革命、为国家牺牲的时候，没人说什么人性、说什么民主；可当要苟活的那些人牺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跟你说人性、和你谈民主自由。我就想不通，为革命为国家牺牲的烈士就那么的卑贱？！卑贱的连他们的牺牲也常常被说成是一个傻瓜上了当，而活着的坐享其成的人却无比高贵，封了一个校刊就嚷着破坏了言论自由。呵呵，真是欺负死人不会说话。”
积累了大半个月的怨气和怒火慢慢平复。冷峻的言语里，徐锡麟听出了一股悲凉。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可现在坐享胜利的人却拿着人性和民主来给自己标价。这是民主人士的逻辑，但在杨锐这个革命领袖看来。这是极端的不公平——我们当年为革命牺牲的时候，可曾放过半个屁？现在封了一本乱国杂志，就有人喊着侵犯了人权，不尊重人性和民主。
“竟成，璇卿这段时间也在想你那天所说的一切，她说她知道你那些话都是对的。可她就是无法接受这些，所以，她说她还是退出常委会的好，以后只做女届复兴会的会长，督倡督倡女性权益。”徐锡麟把秋瑾的话带到，但还没有说蔡元培就被杨锐打断了。
“你告诉她，要想提高女性的地位，那就必须让女人走出家门，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要不然女子手里没钱，永远要低三下四。只有她人在常委会，才能在各种决策中保障女子的权益，不然，女人永远被男人压一头。”杨锐道，听闻秋瑾的传话，他心中顿时轻松了不少。
“好，我会转告她的。”徐锡麟道。“孑民那边可就……”他自嘲的一笑，再道：“我和他有些说不通。想来是孑民书读的太杂、想的太多了。”
“伯荪啊，我和孑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虽然以前是战友，可现在我和他不再是同志。”杨锐说到蔡元培声音冰冷了不少，“他，还有他那帮人，继续胡闹下去的话，最好的结局就像俄国那些民主自由分子一样，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亚，有工资拿、有风景看，权当旅游；最坏的结局就是遇上布尔什维克，全被处决。”
“竟成，不至于如此吧。”这两个结果都不是徐锡麟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很吃惊。
“伯荪，我以前认为社会发展的指向只会是民主，可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杨锐道，带着深深的思索，“社会的发展其实总在专制和松散之间摇摆。一个专制的社会最终会被民主自由分子解构，使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自由，可在不具备民主基础的国家，这种民主自由的代价就是社会变得无比松散，处于无政府状态，然后极端强权便趁势崛起了。这种情况就像现在的俄国，没有人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掌权，因为可以阻止的人全被民主自由分子解构了，于是整个俄国开始上演悲剧。我，还有复兴会，不会让发生在俄国的事情在中国上演。”
听着杨锐的述说，徐锡麟忘记和事佬的身份，探究的问。“那什么是民主的基础呢？”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会嬗变；让文化嬗变到一定程度，政治就会变革。任何打算跳过这一程序、拔苗助长的人都会遭到报应；或者他运气好早死了，但余下的人会替他遭受这种报应。”杨锐大马金刀的坐着，说的斩钉截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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