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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充分实现，典型地存在于自由社会的大学和学院里。相反，在工业和政府的研究组织中，这些目标和价值却并不十分通行。例如，在政府研究中，“无私利性”顶多只限于国家范围内，而不能像在大学的“纯”科学中那样，达到全世界的范围。私有工业的社会组织自然要求每一企业在所有活动中都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论这些活动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也无论这种追求会带来怎样的“服务型”价值观，以及最终能为公共利益作出多少贡献。加于科学的“公有性”上的、类似的国家和私人的限制却不一定是绝对的，但是它们也比在大学科学中所存在的要大得多。
于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确立了在目的和价值上的这种特征性差异。“纯”科学的主要寄居地是大学，而“应用”科学则是政府和工业。但事实上，作为概念体系和精神价值的这两种类型的科学中，都有一些东西同时存在于所有这些场所。许多大学科学至少附带地具有“应用”性，更多的则明确地是“应用的”。例如，在有的大学中医学研究所和生物系互相重叠，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直接为了人类的健康，而非为了概念体系之发展的“应用”研究。类似地，在工业和政府部门中，即使是一些受到限制的研究兴趣，也会导致一些必须求助于理论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为了获得理论，就必须从事“纯”或“基础”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直接立于“基础”科学之上的现代工业中，如在化学、无线电、电气工业中，其研究部门不仅从事见效快的“应用”工作，而且也从事一些理论科学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两位因“纯科学”领域中的发现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是出自美国的工业部门：他们是贝尔电话实验室的戴维森（Davisson）和通用电器公司的兰格缪尔（Langmuir）。
然而，如我们在后面讨论工业科学的章节中所要看到的，在所有的情况下，那些为期不是很长的工业“基础”科研项目，都具有为资助其企业的直接利益服务的应用目的。不这样做便意味着忽视工业组织自身的社会目的。工业科学研究群体的领导者非常清楚他们的活动要受到与其他工业活动完全相同的建制约束，非常清楚在不太长的时期中，他们必须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负责杜邦公司研究的副总裁斯泰恩博士（C．M。
A．Stine）是一位在其专业上富有长期经验和成就的人物；他曾谈到“工业基础研究中隐含的金钱动机”。他说，在他的实验室中的基础研究“不是一种出于爱好的劳动，而是不折不扣的经营策略，是一种应能保证将来分得红利的策略”。正是斯泰恩博士，受其建制使命的制约，而说服在哈佛大学从事聚合体研究的沃雷斯·卡罗瑟斯（W．Carothers）博士前来杜邦公司从事同一问题的研究。雇用卡罗瑟斯博士被证明是斯泰恩博士“敏锐的商业远见”之一，因为正是经过这项研究，“尼龙终于问世了”。斯泰恩博士和他的雇主为其在“纯”科学（作为一种概念体系）中的投资得到应用的回报而宁愿并且实际等了十年，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合成纤维一一尼龙的制造。
社会组织类型还以另一种方式与“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分相联系。有时人们相信，“纯”研究只能由个体科学家单独或以小组的形式来进行，而“应用”研究只能由大规模的、分等级地组织起来的群体来进行。如我们稍后将再次看到的，这些也许是大学中的“纯”研究与政府和工业中的“应用”研究之间的典型差异，但事实上，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有这两种研究组织模式。大学需要有组织的大规模研究等级结构来承担像原子回旋加速器和电子数学计算机这类的研究项目。私人工业的研究组织则很乐意它的一些研究人员不仅工作于“应用”领域，也能独立工作于一些相对“基础”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从长远的角度看，工业中的“基础”研究，也是“应用”研究。在大学中进行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如此——当然这需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因为无论推动一项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什么，所有研究最终都有某些用场。这甚至对高等数学这一全部科学序列中据称最为“纯”的学科来说也是正确的。最近一份说明数学在工业中广泛用途的报告，在这一问题上引用了伊夫真（H．M。
Evjen）的一段话。伊夫真是壳牌石油公司地球物理研究部的一位数学家，他说：“高等数学不过是那些尚未发现广泛应用领域的科学分支。”报告的作者自己又补充道：“所以，在我们工业系统现今的日常运行中，都使用着超越方程、矩阵代数、海维赛算子微积分、概率函数、拓扑学及其他数学体系和构造。这些数学以前仅为高级学术界所知，而被实用部门作为纯理论加以忽视。” 然而，存在于“纯”和“应用”研究之间这种不同的时间视角尽管不是绝对的并有些重叠，却必须仔细地加以区分开来，因为科学中短期和长期目标之间的这种差异对于社会组织和科学的进展来说是十分基本的。无论多么“纯”的科学最终都可能被用于为其自身构造概念体系以外的其他社会目的；而由于对科学自身的目的来说，自主性在任何时限的研究中都是必须的，所以自主性也是保证科学所可能具有的长远“应用”效果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懂得为什么有一段时期曾流行过的一个论断之所以不能成立。这个论断认为“纯”科学就是没有任何社会后果的科学，而“应用”科学就是有社会后果的科学。如果所有的科学都如我们在第二章的一个“论点”中所指出的，最终都会对其自身以外的其他社会目的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就只能在科学活动和其社会后果之间的相对时间跨度的基础上来区分“纯”和“应用”科学。这一时间跨度对于“纯”科学来说尤其显得大一些；但并不必定如此，原子弹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对于“纯”和“应用”科学作出区分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方面是个别科学家的个人动机。我们迄今已经进行的讨论可能足以表明这两者间的区分决不仅是从事不同类型科学研究的个人的动机问题。然而某些“常识”和道德化的讨论正是犯了这种形式的错误。据说“纯”科学家具有比“应用”科学家更高尚的动机。这里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方式来确定这种论断的正确性，因为关于科学家的私人动机，我们知之甚少。“纯”科学也许具有某些特征，能够吸引一种或多种特殊性格类型的人；而另一方面，“应用”科学也许会对其他一些性格类型的人产生感召力。然而，由于我们在总体上知道在性格类型和职业角色之间没有什么固定的联系，所以很可能在不同类型的科学工作中，人们的动机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是重合的。
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科学家本人所说的话中找到证据。哈佛大学的物理化学教授基斯蒂亚科斯基（G．B．Kistiakow－Sky）指出，同一科学家能够“享受”两种类型的研究。他说，“我感到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所谓的应用型和所谓的基础型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在战争年代我非常乐于研究炸药及其他一些应用型问题，正如我也乐于从事不具有实用目的研究一样，我以前在哈佛就是作的这种研究，并且现在希望能够再次作这种研究。”而在另一方，一位工业物理学家则驳斥了“劣等”动机论。费城萨斯奎哈纳管道公司的约翰·M·皮尔森（John
MPearson）指出，“在工业物理学中，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看到在大学中所能找到的一切对待科学的人道态度。”
无论如何，如我们以前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已经看到的，我们不必一开始就考虑个人的动机。就区分“纯”与“应用”科学而言，进行科研的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特征差别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不同种类的科学有赖于适当类型的社会组织来加以维持。这些类型的社会组织——例如，大学、工业及政府部门——与更大的自由社会施于个人动机之上的影响一起，提供充分的机制来形成和控制从事科研所需要的动机类型。这一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正是我后面几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在“纯”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僵硬和有害的分离。
《科学与社会秩序》
伯纳德·巴伯著
第五章 美国社会中科学的社会组织
用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科学的基本特征这一概念来考察，可以说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具有三种不同的功能；发展概念体系、培训其他人来发展概念体系，以及将概念体系用于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这些当然只是分析性的区分，具体到某一特定的科学家身上，我们可能会发现这几种功能是完全混杂在一起的。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社会中，这些不同的功能一般是由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的科学家来执行：即大专院校，工业研究集团，及政府研究集团。大学主要执行前两种功能，既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和培训科学家来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工业界和政府部门通常主要执行第三种功能，应用由大学发展的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