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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实例中，同样的发现和发明可以由彼此独立工作的科学家创造出来。这一点同麦考利归因于公共知识的积累储备和公众注意的共同焦点的观点相吻合。正如他所表述的：“的确，数学科学当时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假如〔莱布尼兹和牛顿〕两人都不存在，那么在几十年之内原则上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某个这种人。”这种话由于不断重复现在已经成了套话。有这种思想的不止麦考利一个人，英国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尽管有卡莱尔（carlyle）的文化英雄学说，但这种非英雄的思想被维多利亚时代在皇家委员会面前做证的制造商们看成是有用的平凡事物，他们证明，发明毕竟只是构成了现有技术中小小的不可避免的增长，正如在实际上同时却又各自独立出现同样的发明这种一再重复的例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没过多久，一位憎恶他自己的著名作家表达了同曼彻斯特制造商一样的观点，他在描写其伙伴的思想时说：“在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同时，有证据表明蒂列（Thierry）、米格尼特（Mignet）、吉佐特（Guizot）和直至1850年的全体英国历史学家，都在为此做出努力；摩尔根（Morgan）发现同样的观点也证明，对它来说时机已经成熟，并且确实也必须被发现了。”同样，基于同一类证据的相同的观念，也开始在美国得到传播。1885年，威廉·H·巴布科克（William
H．Babcock）和皮尔斯（P．B．Pierce）在华盛顿人类学会上向他的同事们报告说：“发明的同时性”证明：“某一工艺的进步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即采取一定的步骤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以及“这显示出在发明中个别的人比起他周围的环境来说，重要性较小”。此后不久，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塔尔迪（Gabriel Tarde）和阿贝尔·雷伊（Abel Rey）也分别在1902年和1922年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注意到，发现和发明的同时性是文化积累之决定性作用的充分证据。
当然，这并不是说麦考利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制造商、恩格斯或美国的人类学家们首先说到这一点，也不是说这种重复以及（在某些例子中）相同思想的独立的再发现，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为其自身的历史证明的假说。这也不是要贬低奥格本和托马斯的真正贡献，正是他们为在社会学思想中确立这个假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正是同样的这个假说一再被重复发现，特征性地缘自社会学家们对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忽视，以致于同其他社会学的专门分支相比，这一专门领域近年很少发展出新的成就。例如，很少有人探究这一假说的内在含义，通过实际的经验研究来决定（如假说所设想的）同样的成分究竟在出现相同发现或发明的不同文化中相对发达到什么程度。因而，这个假说就像科学社会学中其他的假说一样，一个多世纪以来实质上仍然没有得到扩展。
说明科学社会学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荒漠的状态，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这种状况是特别反常的，因为人们似乎广泛地同意科学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较为重要的动力之一。也许存在着一些尚未得到注意的社会与制度的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转移了学者和科学家的对某个主题的注意，而人们本来会预期这个主题在一个科学显得十分突出的世界中会得到关注。
至于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这个主题的相对忽视，也许不需要做多少解释。毕竟，科学的专门化要求精力专一集中，科学社会学不是他们的专长（metier）。由于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上的勤奋工作，他们几乎不像社会学家那样能过问别的领域。而且，自然科学领域中流行的习惯和想法甚至会妨碍他们发展出对于科学与社会结构之关系的偶然的兴趣。例如，在这些科学家当中也许盛行着科学史是由一系列伟人所构成这种想法——鉴于科学史上的转折点确实是与伟大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看起来似乎是有理的。如果立足于这样一种假设，科学家们就很容易看不到不太明显的社会过程，而这些过程却起着它们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向这些伟人表示敬意的时候，社会可能漫不经心地强化了这些假设。实行以一位科学家的名字对他的发现加以命名的命名法则（Eponymy），如波义耳定律、普朗克常数；诺贝尔奖金以及其他一些较次要的奖励；国家呼吁卓越的科学人才集中全力为本国做出贡献；实际上无名的第二流科学家的工作对科学知识的积累是不可或缺的——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事实也许使得伟大的科学人物显得更加突出，并且强化对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忽视，而这种背景曾经严重地帮助或者遏止过他们的成功。
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为另外一套理由勉强去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关系。他们也许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内在含意而受到损害，正如巴伯先生指出的，这种事实即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以社会的支持为先决条件。这种支持的份量以及它所支持的科学工作的类型，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是不相同的，因此科学发展的方向可以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显著影响。或许他们的勉强来自广为流传的、错误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认为探索科学与社会的联系就是要责难科学家的动机。但是，就像巴伯先生和其他人所表明的，这一信念是对科学家的动机和影响科学进程的社会环境二者的混淆。也可以假定科学家们一贯地意识到社会对他们行为的影响，这绝不是一个自明的真理。考虑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怎样影响科学研究的方向以及这种影响有多深，这不是要指责科学家的动机。就像巴伯先生通过强调科学的相对自主性而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也不是使科学建制成为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建制的附属物。
不管这些是不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忽视科学社会学的理由；它们很少有可能是社会学家为什么很少注意这个领域的理由。好几代人以来，神话时代历史观很少停留在社会学家们中间——如果有的话，他们更喜欢低估社会变革中伟大人物的与众不同的作用。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家都普遍假定，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类型是对这些类型之外的行为动机加以谴责——他们更喜欢采取相对主义的见解：即理解就是辩解，个人责任的概念是与社会决定论相异的。因此，看起来在社会学家当中，对这个领域缺乏一致的兴趣必定还有另外的理由。
尽管没有多少证据来做为某种解释的基础，但事实本身却是如此明显和奇妙，这就引起了猜测。科学与社会的联系可能成为这样一个课题，它对于那些学院式的社会学家们来说是黯然失色的，这些社会学家认为这个课题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这种态度并不一定植根于恐惧，即害怕因与政治上受谴责的思想有牵连而遭罪，虽然这一点也可能起一部分作用。就像对最革命的态度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长期以来也两极分化了：这些态度一般是要求人们完全接受或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不加思索地拒绝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社会学家们还并非寻常地拒绝了与这些概念密切相关的课题：美国的社会学家不大研究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问题，正如他们不大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一样。在另一个极端，那些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学说之信徒的人们，似乎仅仅像一个信徒那样行动，甘愿重复大师说过的东西，或者以新挑出来的例子来说明老的结论，而不去仔细想一下这些结论可能只是一种假说，必须通过实际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发展甚至修正。在这两个极端，科学社会学要么遭到忽视，要么遇到先入之见。
这个领域也可以部分地说成是现有高等教育计划的受害者。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一般都使他们的严格训练局限在他们领域的专门技能和知识方面，很少有人稍微更多地懂得一点社会科学。与此相类似，在许多精密的科学分支甚至在科学史方面，社会学家一般很少受到训练，因而对于处理自己没有准备的那些专业就觉得勉强。这样，科学社会学在这两个学术部门就不为人注意地落空了。
还要强调一点，说这个领域受到相对的忽视并不是说它就完全贫乏，或者注定要缓慢地发展。巴伯先生的书会使任何这样轻率的主张落空。实际上，有许多迹象说明，这种忽视的状况正在结束，其发展的前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
各种各样的社会趋势虽然不是全新的但现在已是引人注目和令人感兴趣的了，这使得人们注意科学与其周围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例如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科学政治化使人们普遍感兴趣于考察科学在何种特殊类型的社会背景中得到繁荣，这是科学社会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巴伯先生比以往更系统地考察的一个问题。同样，在自由社会中，最近的变化迫使科学家们陷入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某些社会角色和价值标准之间的突然冲突之中。早在从事学习的时期，科学家就共同接受了某些价值标准，由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们被要求在他们的生涯后期忘记和放弃这些价值。例如，要求科学上的知识成为共同科学财富之一部分的价值，现在正与已经要求他们做为公民的角色要做的事情相冲突，作为公民，他们有责任保守这种知识的某些秘密。人们明显地感到由于社会的应力与压力而使他们对自己的目标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们就容易敏锐地意识到先前并不了解的其态度与价值的社会背景。即使最朴实和最专心一致的科学家们把自己的一生的事业和生活局限在实验室的范围之内，现在也必定知道去适应巴特菲尔德（Batterfield）由所做的一个评论，他们“不是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