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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陆清献，是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为著名清廉官，学宗朱子。因反对捐官被夺职。康熙三十一年卒，是康熙前期著名学者。乾隆元年，特追谥“清献”。主张应有“借题立论”之大结。此处称其“谥号”，故曰“陆清献”，其实他官并不大。编修杨述曾字企三，江南阳湖人，乾隆七年壬戌进士。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是康熙后期、雍正一代最重要的汉大臣。雍正临终与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奏驳“用大结断不可行”时，已七十多岁。按“大结”之争议，亦因利弊着眼点各不同。主张有“大结”的人，以八股文是据《四书》命题，只强调代圣人立言，全是孔、孟口气，那汉、唐以后的史事、各种观点就无人说起，不能借题立论，就不能表现作者对汉唐以后各盛世的知识，也不足以知作者的见解。而反对有“大结”的人，则因明代常有人以“大结”内容通节，如与考试官、阅卷官约好在“大结”中汉代文、景之治史实、或贞观之治史论以及其他具体汉、唐种种故事，这样作为暗号，便可取中。弊端容易孳生，所以悬为禁令，不能再用大结。再有满洲入主中华，处处防止文人在诗文言论上用正面或侧面的种种讽刺语言来反对，所以大兴文字狱，用各种办法压制言论。科场科试制度极严，也数为科场案兴大狱。因此在八股文考试上，也限制极严，把内容也严格局限在入孔、孟圣人口气、“代圣人立言”上，决不允许考生发挥自己议论，借题发挥说其他话，那就更不允许。如不遵守，弄不好，要丢脑袋了。
梁章钜本人意见如何呢？他是主张有“大结”的。但他不正面表态，却引唐彪（字翼修）《读书作文谱》中的话来代替他说话。唐文先讲有人评文谓某文后幅“圣人口气未完，不当入子游口气”等等是误解了作者。接着说《左传》、《史记》等书篇末多有断语。又说皇上经筵讲书，“每讲一书毕，必证以三代以后事，或证以当日时事，以为实据。令人主知书与事合一之理，庶几不至书自书，事自事也。”最后总结说：
“宋时王安石经艺体裁，后幅必入实事作证，如此为文，方显得士人实学。夫制艺为排偶词章，称为帖括也久矣。后幅略入学人口气，以为证据，犹能使学人留心实学，考究经史。且前半破承以断语起，后竟不能以断语相应，有头无尾，成何体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顺口气到底，今无学者得以文其空疏浅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体裁，且使学人竟不必多读书矣。国家用人，亦何贵此无实学之士子哉？”
梁章钜引用唐文之后，又加按语说：“按唐氏此文显与功令相违，而其理则甚足。唐氏所辑《读书作文谱》，全书皆不免兔园册陋习。惟此条典实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显然梁氏虽然说他违功令，却十分同意他的意见，赞赏其“言人所不能言”了。“兔园册子”是鄙视世俗八股文书籍的叫法，用《五代史·刘岳传》嘲笑冯道的故事，即乡间三家村塾、冬烘陋儒教田夫村童所诵之书。明清鄙视闱墨八股文等选本，常用“高头讲章”、“兔园册子”等词语。
三是所谓“临文不讳”，就是在考场中，写八股文时，没有什么忌讳，不管吉祥与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使用。这在明代情况如何，未作研究，先不必说。而在清代，却是下了上谕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引康熙五十二年上谕云：
“《四书》、‘五经’，皆圣人讲理明道之书，贯始彻终，无非精意。近见乡会试，俱择取冠冕吉祥语出题，每多宿构幸获。致读书通经之士渐少，今后闱中题目，应不拘忌讳，庶难预作揣摩。实学自出，钦此。”
这是因为《四书》中不吉利的话是很多的，如《论语》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见《里仁》。“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见《雍也》。“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表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见《子罕》。《孟子》、《大学》中类似这样的句子也有不少。如要以冠冕吉祥话命题，像这一类的词句就都不能出作题目了，命题范围更小，参试者更容易预猜题目，所以下了这样的“上谕”，“临场不讳”也成为科场惯例了。这种实际例子也不少，如《制艺丛话》记乾隆时彭文勤公（名启丰，字翰文，江南长洲人，即今苏州。雍正五年会试、殿试皆第一。）任浙江学政，视学浙江各府时，喜触景生情出题，有一次府试时，监场教职（即教喻，清代各县管文庙、童生的官）二人因乡间某官宦人家办丧事，要去行礼，临时请假。这位学政便出了五道试题：一是“伯牛有疾”，二是“康子馈药”，三是“子路请祷”，四是“充虞路问”，五是“右师往吊”。按照南方话说，这全是触霉头的话语，可是这位学政就出了这样一连串“触霉头”试题，可见其没有什么忌讳了。不过也看具体情况，有时试官倒霉，出一般题目，忽被人认为讽刺时政，构成文字狱的，如著名的查嗣庭案。据戴菔塘《石鼓斋杂录》记：
“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鸿图典江西试，查为主考，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二句、及《山径之蹊闲》一节命题，其时方行保举，或劾其有意讥刺，茅塞于心，更不知何所措，因搜其笔札诗草，语多悖逆，遂伏诛。并兄慎行、嗣栗遣戍有差。因停浙人丁未会试。俞鸿图以副考自辨系出《日省月试》题，得免罪，旋出学差，以不知检束，亦论死。”
试看彭启丰乱出触景生情题，如像查嗣庭一样，被人检举，再遇上皇帝发怒之际，不也要出乱子，断送头颅吗。清后期俞曲园任河南学政，出《君夫人、阳货欲》截搭题，正是西太后垂帘听政，聚敛财货之时，被人检举有意讥讽，为此虽未断送头颅，却被革职。后来讲了一辈子书，再未作官。所以这“临场不讳”的尺度，也要灵活掌握的。
四是明文规定《四书》出题时各书的次序。明代科举考试，只规定从《四书》中命题，并未规定出那种书，因为《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种书的总名，题目过分集中在某一种书，不免影响考试成绩。据记载明代不管这些。洪武二十年丁卯应天乡试，首题《老者安之……》三句，次题《兴于诗……》三句，三题《克己复礼为仁……》三句。三题全出自《论语》。清代顺治二年一开始就改变明朝含混办法，而明确规定为两种情况。第一种：首题《论语》，次题《中庸》，三题《孟子》。第二种首题《大学》，次题《论语》，三题《孟子》。规定载于清代《科场条例》中，乡、会试各届考试官，均按此规定出题。如有违反，便要担处分。法式善《清秘述闻》、王家相等人《清秘述闻续》、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诸书，把清代自顺治二年起，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止，把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中乡、会试一百十二科的考试官姓名阙里、解元及三鼎甲姓名、所有试题、包括文题、诗题，都作了记录，题目次序，都是按照《科场条例》规定各书次序出的。据《制艺丛话》记载：道光庚子山西乡试，首题《德润身心广体胖》、次题《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两题并用《大学》、《中庸》而无《论语》题，实与《科场条例》不符，旋经主考检举，监临奏参，部议“照违制律”，拟革职留任。梁章钜说：“亦可谓宽典矣。”按是科据钱维福《清秘述闻续》卷五记载，为道光二十年恩科乡试，山西主考官为侍读李棠阶、字文园，河南河内人，壬午进士。副考官为户部郎中有庆字余庆，汉军正白旗人，丁丑进士。三题除上记《大学》、《中庸》二题外，尚有《孟子》题《既竭心思》二句：诗题为《赋得“淡烟楼阁数声钟”，得“钟”字》，解元卫德玉，闻喜人。据此可知清代科举出题严格规定，三题中《论语》、《孟子》一定要有。《大学》、《中庸》可任出一题。
五是明文规定可以出截搭题。据《制艺丛话》卷二十二记载：
“乾隆三年，议准考试命题，固取发明义理，而亦以展才思。遇有人文最盛之区。若命题专取官冕，士子蹈常袭故，或无从濬发巧思。间出截搭题，则旁见侧出，亦足以觇文心之变化，第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若上下绝不相蒙，恣意穿凿，割裂语气，殊属伤雅。嗣后学正出题，宜以明白正大为主，即间出长搭题，亦必求文义之关通，毋蹈割裂之陋习，则既不诡于义理，而亦不问其性灵，庶文章之能事曲尽，而课士之法亦周详矣。”
这就是八股文中大量截搭题的依据，但是出的太怪了，又引起争论：乾隆四十年又因四川乡试试题《又日新·康诰曰》六字，连上牵下，全无义理，不足以见学问、书卷。而稍知机法者，便可侥幸获售。为此请部议禁止。不过这种禁止，并不能禁绝，出“截搭”怪题以及其他怪题的情况仍时发生。据明代邱琼山《大学衍义补》中云：“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依据。”可见“强截句读”的截搭题在明代已有了。只是没有法定依据，清代则经“部议议准’，成了合法的了。
写截搭题八股文，要把两句或两个半句无关的连在一起，成为有机的结合，这中间有手法，有窍门。即前面说的“稍知机法者”，“机法”便是窍门，如前举《曲园课孙草》范文，《皆雅言也·叶公》，在破题中“明圣训之有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