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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股文-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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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是要“磨勘”。所谓“磨勘”,就是每届乡试、会试之后,为防止敝端,把取中的卷子,派官拿来重新研究,如发现毛病,便要追究;纵无毛病,也可以研究文风,观察士子思想动态,这在清初是十分注意,十分认真的。在乾隆时,更加注意此点,乾隆每每亲自过问。戴璐《藤阴杂记》记云:
  “自己卯严磨勘之条,顺天停科四人,亦有幸免者,有诬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镇公子’卷应议,裘文达公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客有以出《左传》对者,命立取书以证,果出《左传》,遂长跪而几受责,时麟己官编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顾天骏五十外中举,题为《孟公绰……》节,用‘国狗之瘈’句,为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达虚心查《左传》而救之。”
  戴璐所记:“己卯科”是乾隆二十四年,“壬午科”是乾隆二十七年,庚寅是乾隆三十五年。裘文达公是裘日修、字叔度,乾隆己未进士,江西新建人。累官礼、刑、工部尚书,替乾隆编过不少书,学问很好,但《左传》忘了。按《左传》是当时八股文教育中的必读书,这些“大磨勘”居然忘了,可见不知多少人因磨勘而被诬指了。
  据记载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首题为《唐棣之华》至《未之思也》。场中士子,有用“肠一日而九回”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先是派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至是令再颁礼部、顺天府,各于外帘存贮,俾试官知衡文正轨,并严重磨勘。著以下科为始。磨勘诸卷俱于卷面填写衔名。据此可知当时磨勘多么重要。其他具体例子的记载还多,不一一赘举了。
  说清代八股文,必然先要知道一点清代八股的特征,以上八点,可供参考。不过所说大多是具体的规则条例等等。至于文风派别,因太抽象,要举大量原文才能比较,今天亦难说清,不多赘述了。
  第十三章:八股与古文
  说起八股文,现代人一看到“文”字,每每联系到现代“文学”,即英文(literature)这一概念。或单纯地看作是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以之比较古代其他作品、其他著述,认为没有价值,不值一顾,这种较有局限性的看法,使人们对于八股文的看法十分偏颇,更谈不到深入去理解它,把它同历史文化割裂开来,这是很遗憾的。如认识全面些,首先要改变这两种偏颇的看法。第一就是不要把八股文与今日所说的“文学”联系起来,比较它的文学价值等等。在“文”的概念上,在“文学的”概念上,对于历史上的东西,要多用中国传统概念去理解。“文”,“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五色成文而不乱”。《礼·朱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郑注:“文,道艺也。”朱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又见《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又见《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再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疏注:“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近人章太炎著《文学总略》则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综上各条所释,可见传统“文”、“文学”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西方所谓“文学”的概念内涵,要大的多,广的多,自然也深的多。因此理解和联系八股文这一历史事物,其“文”的内涵比较,不能仅限于“文学”,而必须扩大到传统文化的整个内涵。第二就是不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文体,而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才比较全面些。既然是关系到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两个方面,因而它的历史影响就不仅限于科举考试一个方面,而必然联系到整个受文化教育的广大社会阶层,及整个文化界。事实也证明如此。试看清末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后面所附的清代学人表,经学家(包括汉学和宋明理学)、史学家、小学家、辞章家、诗家等,这是个遴选十分精到的清代学人名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科甲出身,大多都是进士、翰林。再看《清史稿》除大臣列传而外,其他“儒林”、“文苑”等列传,基本上也都是科甲出身,一般都是进士、翰林。只有极少数不是,而也是从小学八股文作文,却未考上举人、进士的人。因此说到八股文,必须注意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明、清以来一切知识分子,不管对历史文化作出过贡献与否?在其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其学会用文字写成文章的过程中,在其思维的形成过程中,都无疑问地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既然这些人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那么这些人不管是成家与否?其作品种类如何?流传广不广?也都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总的说来,也就是明、清两代八股文对这一历史时期各种文化领域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
  近人陈柱在其所著《中国散文史》第八编中,特别标题为《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这一提法,概括了明、清两代一些著名散文家的特征,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提法。尽管陈氏晚节有亏,但本着不以人废言的观点,其文化史观,还是有见地的提法。
  八股文盛行于明代,明代有八大家之称,这八家是吴县王鏊、武进唐顺之、常熟瞿景淳、武进薛应旂、昆山归有光、德清胡有信、归善杨起元、临川汤显祖。而这八家中,却有两家是明的古文家,那就是唐顺之和归有光,归的名望犹其大,直到今天,中学教材中还常常选他的《项脊轩志》。近人钱基博《明代文学自序》云:
  “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返本修古一也。”
  陈柱《中国散文史》中《明真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一节道:
  “自成化以来,八股盛行之际,文士与《四子书》与八股文之外,可以不读他书,凡所为散文、骈文,无非空疏饾订,故李何辈思有以矫之,使人知《四书》外尚有古书,八股外尚有古文也。然李、何等之文,皆袭貌遗神,不过优孟衣冠而已。故正德以后,王慎中、唐顺之等提倡韩、柳、欧、曾等八大家之文以矫之,海内靡然从风。”
  按陈文中所说李、何辈即李梦阳、何景明。李梦阳就是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人,而直到现在人们还常说的“唐宋八大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四人,再加上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共八人,是唐顺之等明人最早提倡的。后茅坤(号鹿门)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成为几百年中最普遍的学习作文读物。使“唐宋八大家”文名流传到今天。两段引文中人名: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弘治时宰相主文柄,卓然以复古自命,天下宗之。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初主秦汉,后悟欧、曾作文之法,古文卓然成家,与唐顺之齐名。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三十嘉靖八年会试第一,于学无所不窥。书中在另一处曾介绍过他,这里不再多说。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最心折唐顺之。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嘉靖十八年、举乡试,过了二十六年,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本经术、《史记》,是古文大家。以上所引可见自明代以来,古文与时文八股就是互为影响的。到了清代之后,八股与古文、或说古文与八股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更有所发展、更明显、具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梁资政《四勿斋随笔》云:
  “国朝制艺自以韩慕庐宗伯为第一。世言方望溪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余谓宗伯以时文、古文,合为一手,望溪所不逮也。”
  先把所引文中人物略作介绍。韩慕庐就是韩菼,在前面选文中,已作介绍,兹不再赘。方望溪即方苞,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四十五年)进士,为古文取法韩昌黎,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又是《钦定四书文》的总编纂,是雍正及乾隆初的大家。韩菼比他早发迹卅三年。不过韩是在去世后才更享盛名的。雍正时,有人奏请以黄淳耀为时文正宗,刊示士子,而雍正不以为然。又请以明代唐顺之,加入清初熊伯龙、韩菼二人,雍正说:此二人文名固不待言,但不便批定。到了乾隆时,一改雍正作法,十七年明下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谥。”这样便追谥为“文懿”,史称韩文懿公了。他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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