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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时，就把这些股文章高声朗读一遍。后来这位贫士也中了。也可见当时的读书人，对八股文是真有感情的。清末废八股，据李伯元《南亭四话》所谓：大失寒畯之心，有集四子书为破题承题：
“夫子之文章，不可废也，甚矣，天子将丧斯文也，以待来年。王曰已立，如之何则可？”
这则趣谈，可以作为延续了五百来年八股文的最终结束语了。
第十七章：历史作用试析
这篇文中，我想试图用现在较为科学的观点，对八股文作一个历史的回顾，较为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下它的历史作用。因而拟题曰《历史作用试析》。这个题目，如果用较为时髦的文字，也可叫作“世纪的回顾”。因为废除八股文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却还不到一个世纪。废除在本世纪初，现在回顾却在本世纪结尾，如题作《世纪的回顾》，不是更形象吗？《清史稿·选举志》：“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二十七年，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即从光绪二十七年正式废弃八股文，改试策论。这年是一九０一年，这位享寿四五百年的“八股文先生”寿终正寝，到现在一九九二年，足九十年整，再过九年，就是百年祭，为此回顾一下它的历史作用，不是正好吗？这样可以用现代的眼光，作一个冷静的、客观一些的回顾。自然因为它已消失了九十多年，熟悉此道的人已无在世者，研讨起来，不免生疏，或不能找到它的窍门。但文献尚在，传闻尚有，以现代的观点，回顾旧时传闻，查阅当年文献，也会又有当年人不可能有的感会，恍然领悟，啊——原来是这样！因此，此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一下五百年寿命的八股文的历史作用。
第一种作用在思想体系方面，或者叫作政治思想方面。这虽然是现代社会的叫法，但其本质上却是自人类进入较为文明的社会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一样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人，都生活在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统治中，也生活在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思想体系影响下。我国自汉代以来祟尚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政治思想的主导体系，经历魏晋南北朝、唐宋而后一直未受到影响而改变。自南宋后，以儒家思想、孔子言论为核心的理学，更促使儒家思想完整巩固，对自此以后的各代政治统治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明代立国，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刘基确定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首要命题范围，以朱熹注解为《四书》的解释标准，以八股形式的文体为科举考的标准文体、作为制度规定下来。其后经过明代中叶成化年间的进一步完善。使以《四书》范围命题的八股文，一直作为全国教育、历届考试的惟一文体，延续了五百年，使五百年中不知多少万人为此献出他们的青春智慧，受过其严格训练，然后又服务于国家社会，对明、清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影响，说来真不知该有多么大、多么深远。其根源都是由于儒家学说，孔子言论，孟子言论，在社会上更是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很自然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五百来年中，始终一致，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朝廷统治、国家政治安定，又起到极为巨大的作用。这是有明、清史实足以证明的。
其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制度上把《四书》作为惟一的制艺命题范围书籍。既实际、又方便，又自然能使孔孟言论深入人心。所谓“实际”，是指其分量不多不少。如把“五经”都作为科举制义的命题范围，量自然太多，读者很难在少年时期，读的全部像背《四书》那样滚瓜烂熟，提那句背那句，出什么题都可以。少数聪明的可能作到，大多数就困难。而且试官出题范围太大也困难，这样首先以一部《四书》作为命题范围，读书学生、考试试官在一定限制下都易于作到，几百年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当然“五经”也是基本教材，但在《四书》的第二位。因为孔、孟言论主要在一部《四书》中，五百年中，它不但是最主要的启蒙教材，必读教材，而且不少人都把它作为半辈子的必读书、或终生的必读书。这样孔、孟言论的普及面，可以说是无比广泛的，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说出几句孔子的话、孟子的话。在这五百来年中，孔、孟言论的影响社会，如作世界性的比较，那可能超过外国《圣经》新旧约及其他宗教的经典。而且它一不寄托于虚无的神或叫上帝，而是强调人与人；二符合于人本身的生活实际、生理实际、社会实际；三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四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所以它能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人所接受，所奉行。
二是读好《四书》，才能作好八股文；作好八股文，才能考试得中；考试得中，才能改变社会地位，才能参加更高级的考试，才能作官。这样就所有读书人，都读《四书》，都读“五经”，国家鼓励这样做，社会上以此为荣，而且一延续就是几百年。用现在的革命话说：即儒家思想、孔、孟言论不但武装了每个进士、举人，而且武装了每个读书人，武装了整个社会。而且更符合社会自然规律，更符合人们生活实际，感情实际。所以它的确在五百年中发挥过作用，形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反之，如果五百年中，不把《四书》抬到这样高度，作为法定考试命题范围，人们就不会这样去读它，社会上就不会这样熟悉它，其影响自然相对要小多了。其所以如此的两个原因，就联系着这三个方面：即国家法定以《四书》命题；《四书》中孔、孟言论的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社会群众由于科举考试大利所在的强烈吸引，都去读《四书》，造成其极大普遍性。
第二种作用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先说文化方面。中国文肇自远古先民，成熟灿烂于周朝春秋时代，思想活跃，文化发达，一批伟大的典籍，从无到有，勃然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栽下了足以生长千秋万代的文化大树，枝繁叶茂，一直生长到现在，仍有强健活泼的生命力。而掌握这份文化遗产，使之不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在中国传统作法上，有一根本性的原则，即从根本基础上掌握起，有所谓“书不读秦汉以下”的说法，即在各个历史时期，不管那代，都读中国文化史上从无到有的那批原始典籍，即“五经”《论语》、《孟子》等书。汉代的人不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赋，也必先读《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等，唐代的人同样如此，也不读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李白、杜甫的诗，也是先读先秦经典，孔孟的书籍。所谓“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样就使得先秦典籍、孔、孟言论，同各个历史时期中活跃着的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言论思想、观点、见解，都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活人的思想活动中，这样缩短了古今的距离，使相隔一两千年的文化，形成一个整体，是一株枝繁叶茂，越长越葱郁的乔木。尤其明、清五百年中，制义取士，又以朱熹所编《四书集注》为惟一制义八股出题范围，这样使孔子、孟子真是家喻户晓，似乎永远生活在这些人中间。这对文化普及、延续起到重要作用。
再有中国历史悠久，各代典籍众多，四库所收，各种书籍，成千上万，汗牛充栋，如不从根本经典著作入手，又如何能学会读书，选择书种，继承文化。以“五经”、《四书》作为根本，读熟之后，读《文选》、读《史》、《汉》、读李杜、读苏辛，以及老、庄、骚、赋，文字、训诂，无往而不利。如果相反，则就无法完整系统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试看清代大学者，不管史学家、汉学家、金石家、训诂家、音韵家、诗人、词人等等，都是《四书》五经先秦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发展而成的。因而可见长期的“传经”教育，以《四书》、“五经”为根本基础的文化传授，对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起过绝对保证作用的。说到这里，就联系到教育作用了。
古今中外，各个历史时代，其统治集团，不管是皇帝也好，总统也好，主席也好，都得要用受过教育、有能力、有学识的人，越是文明发达的时代、国家，需要的越多。虽然“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曾经被批判的狗血喷头，但遗憾的是改变不了客观的事实。惟其如此，所以中国从孔子开始，以及后来各代，都极为重视教育，都重视人材培养。清代继承明代制度，仍以八股文进行科举考试。也可以说是延续了明代的八股文教育。简单地说，三点内容：识字教育、读音、辨意、书写。读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作文教育、读八股文，学写八股文。一般完成这一教育全过程的时间，大约是十年，所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旧时启蒙识字读本《七言杂字》中的话）。当然这个期限，是相对的，聪明的，或者还可以缩短，愚笨的自然要相应地延长。
这三点识字教育易于理解，可以不说。读书教育，前已说过，亦可从略。只有八股文的作文教育的作用，不妨在此再探讨一下。值得一说的，就是它的严格训练思维的作用。从古至今以及未来，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孔子不讳言这点，用这句话明确地表了态。因而教育的内涵，虽然说有教无类，但就现在常说的德、智、体三育，或再加美育的几个方面来说，也不是平均的，接受者也不是一样的。各个时代都不乏心地淳朴，智慧超群之士，因而在任何时代、任何教育形式下，都会涌现出一些尖子人物。就是在思维智慧上，体育智技能上，甚至记忆上、发音上、听觉上、视觉上都超越常人的地方。即先天上的特别聪明人物。如照孔子说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论点存在的话，那么教育所能发挥作用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