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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并且与慈安一起来反对她的选择,作为母亲的那种失落与嫉妒必然会在慈禧的心中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2皇后阿鲁特氏不善逢迎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虽然对于慈安皇太后依然恭敬有加,但朝野上下的人都知道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慈禧的手里,因此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宫女内侍,哪一个不是对于慈禧恭敬、逢迎、顺从,竭尽谄媚之能事。可皇后阿鲁特氏却特立独行。她性格耿爽,自幼所形成的高贵品性,使她不善阿谀、逢迎,即使在慈禧面前,也依然保持着孤傲的特性。
野史中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阿鲁特氏的性格特点:
双“喜”金如意阿鲁特氏不得慈禧的欢心,以至于每每慈禧见到皇后时,从不给她好脸色看。身边人就点拨皇后说:你不见皇太后对你不满意吗?你也不妨学学慧妃富察氏,处处逢迎皇太后,以讨皇太后的喜欢。阿鲁特氏正言道:“我是从大清门被抬进宫中的皇后。”按照清制,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才可以坐轿从大清门抬进宫中,这是对皇后地位的肯定。虽说此时慈禧已为皇太后,但她被选秀入宫时只是贵人,她没有资格享受从大清门被抬入宫中的隆重而尊贵的礼遇。以慈禧争强好胜的性格,这样的待遇是她一生都难以解开的心结。当慈禧知道阿鲁特氏如此地刺激她,那种由衷的嫉恨可想而知。
第十讲 别样舐犊(5)
由于慈禧不喜欢皇后,所以她肆无忌惮地破坏同治帝与皇后之间的感情。同治帝新婚燕尔,与皇后感情十分甜蜜。慈禧心中十分不乐,她无法容忍她选中的慧妃遭受冷遇,她认为冷落了慧妃就是与她过不去。于是,慈禧拿出了母后的尊严,一方面教训同治帝不应该沉溺后宫,有碍政务;另一方面又指责同治帝不应冷落慧妃。同治帝心生不满,逆反的性格促使他更加远离慧妃。为了表达对母亲干预自己私生活的反抗,同治帝竟然一气之下独宿乾清宫。母子关系几近难以同处的境地。
慈禧与同治帝之间的情感交流不畅,制约了慈禧尽享天伦的乐趣。慈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儿子的身上,造成母子失和,但我们也能依稀感觉到慈禧望子成龙的那份渴望。这种别样的舐犊之情留下的是几许酸楚,几许无奈。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1)
恋栈的慈禧,以同治帝“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撤帘归政。然而,同治帝业已成年,这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慈禧将如何归政?
一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慈禧终于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十七岁结婚,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无疑属于晚婚。因为冲龄继位的皇帝中,顺治帝十四岁结婚;康熙帝十三岁结婚。而其他在藩结婚的皇帝,年龄也多半在十四、十五岁。中国帝王将传宗接代视为王朝命脉,因此,历朝历代都将取妻纳妾、生子生孙作为宫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由不得年轻的皇帝或皇嗣们恣意妄为。那么,为什么载淳会这样晚婚呢?是载淳从心理上排斥女性,不愿意结婚吗?
不是。
首先,同治帝绝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虽然他从小就背负着皇帝的盛名,可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殷切期望及严格管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发奋图强的动力与压力,他反而以率性而为、叛逆越轨、钟情女色的行为,恣意展示不羁的个性。
还在同治二年(1863)载淳读书伊始,他的师傅们——那些鸿学巨儒为小皇帝拟定了教育方针:
“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励为心,事事以逸乐便安为戒。屏玩好以节嗜欲,慎游观以定心志,省兴作以惜物力。”
师傅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积极强调,是希望对小皇帝勤管严教,防微杜渐,使之成为一代名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渐渐长大的小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玩好”、“游观”、“嗜欲”无一不好。
据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
“对于他自己宫廷的欢娱还不满足的同治皇帝,曾同一伙挑选出来的年轻满洲贵族,养成了一个浪迹北京的冶游习惯;而在这些宵游夜宴之中,他耽湎于饮宴,并且伴游于中国城的最下等的欢乐!”
清人笔记更将其描写成纵情声色的浪荡青年。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
“(太监)杜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倡(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两后弗知也。”
从以上材料分析,同治帝并不讨厌与女人交往,更进一步的是他不仅不讨厌与女人交往,而且可以说他对纵情声色乐此不疲。对于年轻勃发的同治帝来说,女人魅力的吸引,远胜过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期望。“晚婚”与他本人关系不大。
那么,皇帝的晚婚与慈禧有关吗?慈禧为什么不按照惯例给儿子及早安排婚姻大事?
同治帝的晚婚确实与慈禧有关。因为:
(1)慈禧嗜权如命,无论是与赞襄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还是无情地打压奕䜣,她的唯一宗旨就是掌握全权。她与来自任何一方阻碍她控制权力的势力都是不能两立的。儿子大婚,就意味这是皇帝成年之时,同时意味着是她撤帘归政之日。因此,她迟迟不愿给儿子物色后妃。
(2)慈禧已经深深感到儿子难以担当皇帝重任。虽然载淳六岁开始天天读书,但十多年光阴的磨练、四位天下名师的悉心教诲,并没有塑造出一代圣君。更让慈禧大为失望的是儿子直到十六岁依然“读折不成句”。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颇觉颜面无光,她不敢想象如此下去,儿子如何承担起君王的重任。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载: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1867年6月21日),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
同治皇帝朝服像小皇帝机敏、顽劣,读书不成,慈禧非常着急。
据《翁同龢日记》记:慈禧为儿子“典学未成”,曾严厉督责师傅,称皇帝“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
更有甚者,慈禧对于儿子的师傅们“督责不严”、“支吾搪塞”非常生气,竟然说出了“恨不能自教”的过激语言。慈禧的汉语水平并不高,读的书也有限,然而,面对毫无建树的儿子,慈禧却萌生了越俎代庖的急躁念头,大有赤膊上阵、沙场点兵的急切。没有给儿子早些举行大婚庆典,慈禧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2)
但,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无论慈禧如何恋栈手中的权力,如何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载淳的年龄已经超越顺治帝和康熙帝亲政三年之久的同治十一年,慈禧还是为儿子选择了后妃,并举行了大婚庆典。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在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大典,大清王朝第十代皇帝在经历了十二年的蹉跎之后,终于隆重出场,开始了他亲政的人生岁月。与此同时,在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苦心经营的慈禧,也不得不收起那象征着她无所不在的黄色纱幔,悄然回归幕后。
二
在同治帝亲政的时候,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懿旨勉励载淳“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具体做法是:“皇帝每日办事召见后,仍诣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李鸿藻、徐桐、林天龄、桂清、广寿均照常入值,尽心讲贯。”在慈禧一再的耳提面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对儿子的疏学非常担心。
同治帝用什么来回馈慈禧?
同治帝回馈慈禧的举动可谓是震惊朝野的大举动——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万方安和”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873年11月19日),同治帝发布上谕,决定重修圆明园。这犹如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朝野间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纷纷提出质疑:有重修圆明园这种可能吗?再造如此庞大、精美的工程,朝廷有这样的财力吗?
仅仅事隔两天,也就是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奏请同治帝缓修圆明园,他认为“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
与此同时,御史游百川也“袖疏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
若不是同治帝以革掉御史游百川的职位作为惩戒,并且告诫群臣不准再行谏阻,还不知有多少臣下谏言不应草率决定重修圆明园。
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庞大了,要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同治朝内忧外患的政局下所难以承担的重负。
圆明园“上下天光”圆明园最初是康熙帝赐给四子胤祯(雍正帝)的一片明代故园,雍正年间开始大事兴建,以后规模日渐扩大。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的建设,投入了难以记数的人力、物力,形成了周长二十华里,面积总计五千三百多亩的巨大皇家园林。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园林建筑奇珍。它不仅继承发展了我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了南北名园的胜景,而且还吸收了西洋建筑的特色。园内建筑辉煌,陈设豪华,聚集了大量的文物、珍宝和图籍。以至于当时欧洲有关文献盛赞它是“万同治帝书《恭贺慈禧皇太后
四旬万寿圣节诗》
园之园”、“人间天堂”。慈禧曾经长时间伴随咸丰帝在此居住,这里是清王朝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它之所以能够建成是凭借着清王朝雍乾时期国力的强大以及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占有。
要重修圆明园,保守地估计也需要斥资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甚至更多。如此一笔巨款在当时根本无法筹措。早在同治七年(1868),满族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