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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营房里踱来踱去，看上去完全陷入了沉思。他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但更多的是对他自己说：‘我的上帝！这么说，又要和英国打仗了！’“接着，他意识到，聚集在他司令部里的人都把目光注视着他。我觉得他好象从沉思中突然醒悟过来，快步走出作战室，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约莫过了半小时，他重又走了进来。当他重新踏进作战室的时候，他的神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异常冷静地对我们讲了下面一些话：“我们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一个敌人。但是我们有着有利之处，那就是我们从历时四年的战争中已经充分地认识了这个敌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拥有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我们本来是可以用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这个敌人的。依据这些经验，我们能够用新型的潜艇部队有效地攻击敌人，迫使敌人下跪。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武器。战争将是长期而十分艰巨的，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还时常回想起这一时刻，我总是从这位海军元帅身上发现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使我们增强战斗意志、自信和精神力量。他从不流露出自己的犹豫。
‘我不能想象，当一个指挥官要想完成他应承担的任务时，他还能有什么另一种做法。”
正如厄尔恩所叙述的那样，战争开始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再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做好在我职务之内所能做的一切，使战争在军事上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也许现在，作为海军上校，作为德国海军中许多这一级军官中的一个，以及作为德国陆军、空军中许许多多上校中的一个同级军官，可以声明：这场战争我看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不参与——这样一种行动是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局面的，战争状态仍将继续存在。那末，我只好离开我所指挥的地区和潜艇部队，离开忠实于我的部下。这只会对我们的作战带来害处。不言而喻，我这种行为会受到德国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这种情况即使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军官身上，也会理所当然地遭到同样的惩罚。
政治是高于军人之上的。如果有谁——即使是一个下等兵——在宣布战争的时候，稍有不符合军人守则的行为，甚至允许并要求每一个士兵可以自己决定行动，那末，他就动摇了武装部队的生存权以及这个武装部队所要保护的国家安全。
我在战争开始时就已清楚地看出的关于我们处境的严重性，在9 月4 日我对我的军官们的讲话中已经指出：“你们要十分认真地对待这场战争！你们要清醒地看到，战争将是长期的，可能要持续七年，如果战争以打成平局告终，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因此，我作为一个海军军官，正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要用数量很不足的武器去同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强国作战。如上所述，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么一点德国潜艇是根本不够用的。于是，在战争发生后，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我决定请求海军总司令，把当前最重要的也是今后迫切需要的潜艇建造任务交付给我，而把只能“刺”敌人几下的少量潜艇的前线作战任务移交给我的最亲近的部下冯·弗里德堡海军上校。这个决定是合乎逻辑的、正确的，因为要同英国打一场有把握的海战，先决条件就是尽快地补充数量不足的潜艇部队。
但是，海军总司令却拒绝了我提出的由我来主持潜艇建造的请求。他认为，前线少了我是不行的。受我指挥的潜艇人员和我之间已经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战争刚刚开始，正需要把现有的潜艇及时地投入战斗并发挥潜艇人员的作用，如果现在调走他们的司令，就会给自己带来军事上的严重损失。
总司令的这一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就明白，从战争开始之日起，希特勒根本没有把潜艇建造放在优先于其他装备任务的地位，因此，在战争的头几年，没有动用国家和工业部门的全部力量来建立德国潜艇部队，从整个战略上看，这样做似乎是正确的。今天我们清楚了，在战争最初的三年半时间里，由于潜艇数量过少，我们未能在大西洋战役中取得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权。
此外，即使雷德尔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接受了我的请求，然而我能否在1939—1943年间从德国的国家领导方面成功地优先获得建造潜艇所必需的装备，这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关于潜艇建造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我还会提到。
战争开始时，我担任前线潜艇部队的司令。我的战略计划是很清楚的。这个计划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潜艇部队军官们都参与的一次演习中得到了彻底的检验。我们的海军战略任务是以与敌人方面的条件相适应为前提的。英国是一个岛国，它的生存和国民的给养依赖于从海上输入的粮食。
工业原料也同样必须进口。此外，在战争期间，一些军火工厂由于战争而扩大了规模，因而原料的进口也要相应增加，但是，各国的任何一种援助，不论是来自世界各地有关工厂的武器，还是来自盟国的增援部队，英国都只能从海上获得。
其次，英国要在欧洲大陆上扩展力量，须取决于能否把部队及其装备从海上运往欧洲。
因此，英国人民的生存，英国的经济和工业，以及英国同大陆的敌人进行战争，全都依赖于这种数量巨大的海上输入。所以，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海战任务就是必须保护用于这种输入的载货商船。相应地来说，我们必须把对载货商船的进攻放在优先于其他一切战事的战略地位，因为我们在大陆上的胜败最终也得取决于能否消灭这些运输船只。
我们击沉这些载货商船要愈快愈好，因为敌人无疑将试图添造商船以弥补损失。但是，这种添造也是需要时间的。
鉴于英国建立和发展防御潜艇力量同样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尽量加快速度击沉英国的商船。于是就形成了以发挥潜艇战的作用为一方、以取得防御潜艇力量的成效和添造商船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一场竞赛。
由于这一切原因，在战争开始时候起尽快地建造潜艇是必要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 卷第392 页上就战争的开端写道：“显然，德国人将建造数以百计的潜艇，毫无疑问，为数可观的舰队正在船台上进入各种完成阶段。我们必须作这样的估计：在十二个月至多十八个月以内，一场真正的潜艇战必将发生。”由此可见，在迅速建造德国潜艇的必要性的看法上，丘吉尔具有同样的观点。
为了尽可能快地击沉尽可能多的商船，我规定了潜艇“经济使用的原则”，这就是：力求将潜艇派到最易击沉敌方商船的地方去，以及使每艘潜艇和每个出航日能达到最高击沉率。
当然，来回航程的长度和距离在此是起着作用的。
在潜艇司令的作战室里，这个击沉率连续地用图表显示出来，并且不断地研究分析它的种种原因。这就是潜艇随机应变地投入作战的一个基本观点。
战争爆发后，我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安排使用潜艇的。
十二、您的计划在海军总司令和希特勒那里得到了哪些支持？
在回答第十个问题时我已经讲过，在1939年8 月底的紧张时期，我在一份报告中曾经就我们和英国之间的危险的政治局势再次指出了建造潜艇的极端迫切性。
不久，战争爆发，海军总司令同意了我的潜艇建造计划。
于是我在1939年9 月8 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我认为必需的潜艇类型，并且列出了它们应制造的数字比例。请阅1939年9 月8 日潜艇舰队第四百八十二号密件，我已把该报告的副本附在第十二个问题后面。
1939年9 月28日阿道夫·希特勒视察威廉港的潜艇舰队。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汇报时着重提出了两点： 1．我确信，潜艇在对海上强国英国的作战中能够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因为现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不相同，例如潜艇在对付护航队方面也能联合作战。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希特勒这个陆军军人出身、毫无海战经验的人更加相信我的用潜艇战对付英国的观点。
2 ．我在汇报中强调的第二点是：取得海战胜利的一切希望全在于我们手里有无足够数量的潜艇。
我想用这种提法来支持海军总司令部对于立即加速建造潜艇的要求。
我汇报后，希特勒没有答复，也没有表态，更不用说同意了。显然，他在这一天还是显示了他是重视德国潜艇部队的，否则他肯定不会宣布和进行这次视察。但他对我提出的有关潜艇战的所有问题却保持沉默，海军元帅雷德尔也没有支持我的主张。
后来我知悉，海军总司令在1939年9 月1 日已经下达了关于建造战舰的命令：“撤销和平（建造）计划。新的建造计划相应地包括下列紧迫的任务：“1 ．建造新的潜艇，其型号按潜艇司令的建议。
“2 ．继续建造五艘大型舰只：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铁比茨号’，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和‘赛德利茨号’以及航空母舰‘齐柏林号’。
“3 ．建造新的驱逐舰、鱼雷艇、探雷艇和扫雷艇，以及控制沿海海路所必需的捕鱼船；此外还要建造快艇。”
其后，雷德尔在1939年10月10日请求希特勒将这项紧迫的海军建造任务置于其他军备任务之前，并指出：为此还须尽快地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劳动力。希特勒在同雷德尔的这次谈话中同意了海军的建造计划，但却没有同意雷德尔所要求的授予他紧急措置的全权。
为什么没有授予海军这种全权的原因，到了1939年12月8 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奉希特勒之命对海军作如下通知时，就完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