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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一瓜的小说是二○○三年度最为生动的文学景观之一。她在该年度发表的《淡绿色的月亮》《蛇宫》等优秀作品，清晰地为我们描绘出了她复杂的写作面影，并由此展现出她灿烂的未来。她深厚的写作积累，丰盈的小说细节，锐利、细密的叙事能力，使她得以洞悉生活路途中那些细小的转折和心碎。她重视雕刻经验的纹路，更重视在经验之下建筑一条隐秘的精神通道，使之有效地抵达现代人的心灵核心。她的写作如同破译生活真相，当饰物一层层揭开，生活的尴尬图景就逐渐显形，在她的逼视下，人生的困境和伤痛已经无处藏身。须一瓜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但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经不起追问的。
《蛇宫》总序获奖演说
须一瓜
我现在所获得的奖项，是个令人兴奋的奖项，但又是个危险的、任重道远的奖项。其他奖项，在我看来，更像是质检认证章，而这个奖项，只是一个预告。预告的危险性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当这个奖项从天而降时，难以忽略的压力感也从天而降。别的获得者，永远不会有辜负的担忧和焦虑，得了也就结了，而这个“最具潜力新人奖”，在我看来，可能，每年这个时候，都将是我该自我盘点或清算一下的时候———我会不会从此就失去了一种写作的自由自在？
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不再写小说。这其中，原因很多，对语言艺术的信任的退潮感，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当时，我渐渐为音乐所吸引———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像音乐这样穿透万物，唤醒我们？还有什么力量能闪电般地让我们看见，生命中蕴含着的神的意志？我相信音乐就是神灵对尘世间的芸芸众生的我们打出的手势。斯特拉文斯基就深信，在我们的生命里，还有一种超越我们想像力的存在，这种存在包容一切，渗透进世人生命的每一个缝隙，我们不知不觉沉浸在这种存在里。那么，谁能把我们唤醒，除了大自然的天籁，只有艺术才具有这个力量。我一度认为、现在依然倾向，音乐可能是最强有力的。它刷新了你眼里的这个世界，在其中，我们不知不觉重新感觉和评估着一切。当马勒、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格什温在深夜的你一个人的空间穿行时，你就明白那个神秘的存在是什么。有时一段音乐，就让你心灵激荡地记住了一个无名的音乐家。他们简直就是背负着神的使命来到人间。我只是个普通的欣赏者，并没有专业的耳朵，但是，它却能把我领走。
这两三年我重新开始恢复写作，实际上有些作品就是被某段音乐带进去的———那是我自己也解释不清的、但一定是同质的东西，它唤醒我并帮助我渗透。尽管如此，我对我自己的文字，还是怀有无法克制的谦卑。这个奖项，是我这辈子遭遇过的最大激励。但即使在这样的激励下，我也不敢肯定我将不负众望，我只能说我要更加勤勉一点，就像套上缰绳的马，我要尽力在道上走好。
非常感谢《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身为传媒中人，身为写作者，我特别感受到作为中国传媒的他们此时此境的非同寻常。此外，我非常感谢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们的信任。这个鼓励，比我得到过的任何一个奖项都令我开心和自豪。新人奖从字面上看，人们，包括我自己，都会把它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而我以这样不轻的年龄得到它，有点不好意思。但有什么办法呢，“年度小说家奖”又不是凭年龄就能够问鼎的。
现在，评委们把这个接力棒交到我手上了，能不能跑到大家期望的目标，只能看我自己的造化了。我相信还会碰到像《上海文学》《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福建文学》那些兢兢业业充满责任感的老师编辑们，也难忘《小说选刊》上那些文学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老师，去目标的路上离不开他们。我记得当时我决定向《收获》投稿时，福建的兄弟朋友们都说，敢投那呀，人家只认名人！我是带着狗尾巴草的无知无畏投稿的。意外的是，责编叶开，接到电子稿件后反馈极快。他想当然须一瓜必定是男的，回信他称须一瓜老弟，很客气地提了六七百字的意见和看法，一下就令我感受到他们面对无名作者的那种真诚；《淡绿色的月亮》经过了《收获》三审老师的指点，每一审都给予了我非常中肯的帮助。我想，作为一个无名作者，一开始我就有幸碰到这么多热心而负责的老师们，相信在今天的接力棒之后，我的贵人们依然会在前面。
谢谢大家！
《蛇宫》总序目录
地瓜一样的大海（1）
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38）
怎么种好香蕉（58）
蛇宫（73）
我的索菲娅公主号（115）
淡绿色的月亮（143）
04：22分谁打出了电话？（185）
肝病嫌疑人（235）
求证：我和我奶奶同用一种血（273）
尾条记者（310）
文学应该是中性的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刘炜茗（357）
《蛇宫》总序总序
谢有顺
这套丛书里的五位作者，都是国内的文学名家，因为他们在2003年度里出版或发表了重要作品，荣获由《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现在，将他们的作品集结在一起出版，不仅是为了留存一种语言记忆，也是为了展示一种文学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六位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见证了文学的某种创造性和自由精神。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宗旨正是“自由、独立、创造”。我记得，当《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程益中先生于2002年秋天提议创立该奖时，我并没有立即响应，而是足足犹豫了好几个月，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文学奖已经够多，文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如何才能在这种芜杂的情形中，真正遴选出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作品，并在评奖中自觉维护文学的独立和自由精神，实非易事。但最终我们还是把这个文学奖做起来了，并制定和实施了一些不同于其他评奖的新规则，使这个奖拥有了最大限度的公正和民间色彩。这个奖目前已颁发两届，随着十二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分别站在广州和北京的领奖台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影响力日渐扩展，俨然已成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重要事件。有意思的是，这个由大众传媒主办、国内年度奖金最高的文学大奖，为人所称道的，一直以来都是它的专业精神和公正程序。因为主办者一直记得，创设一个新的文学奖，决非张扬一种文学竞赛，而仅仅意味着一种提醒，一份备忘，其真正的目的是渴望借此建立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使被遮蔽的优秀文学被发现，使昏暗的艺术良知被复活。因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无意于为文坛的喧嚣助兴，它的梦想是对华语文学的年度状况作出新的描述。它崇尚艺术创造，见证时代精神，努力反抗低级的利益诉求、暧昧的人情文化和庸俗的思想压迫，更反对居高临下地以泛意识形态的东西粗暴地践踏文学———主办方相信，具有这种理想的文学实践，确能重新塑造读者的文学眼光。
正如程益中先生所说：“一个民族要尊重自己的遗产，留下自己的记忆，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和高贵的表现。文学是继承民族传统、留传民族记忆的重要形式。《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份新锐主流媒体，愿意而且也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中国的语言文字拥有广阔无垠的美感和韵味，对它的传承和传播使《南方都市报》获得意义，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感到很自豪。”程益中和其他主办方领导共有的文化远见和信守承诺的美德，在我们这个惟利是图的传媒时代，是并不多见的。正因为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出生就风华正茂。从这里出发，它一定可以做得更专业，走得更久远。
如今，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倾听来自南方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花落谁家，及时出版这样一套获奖者的文丛，除了有历史存真的意义，还可以让我们领略这个文学奖业已形成的小小传统———每一个获奖者的坚定存在和优秀作品，如同洪水中的石头，总是沉潜在洪水的喧嚣之下，慢慢的，他们就构成了某一文学传统中的重要路标。因此，最需要感谢的是这些作家、诗人和批评家，是他们的创造力，成就了我们的一次次文学旅行；离开他们的努力，任何的评奖都不过是空洞的自我满足而已。同时也要借此机会感谢参与评奖的三十几位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他们的智慧和辛劳，是这个文学奖获得成功的关键。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洁尘女士出于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看重，精心策划了这套文丛，她以自己的认真负责向文学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记得余光中在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说时，曾以一句“在岛上写的文章，最后总归要传回中原”作结，获得喝彩。而我想说的是，发端于广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它的影响疆域必定会超越中原、像文学本身一样辽阔。令人高兴的是，莫言、韩东、王小妮、余光中、王尧和须一瓜等人，率先成了这一文学事件的历史证人。
2004年9月24日，广州
（作者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
须一瓜，女，原名徐苹，生于20世纪６０年代，《厦门晚报》政法记者，与社会的亲密接触使她的创作有了丰富的资源，“白天写尾条新闻，晚上写头条小说”是对她最贴切的形容。在两年多时间里，她写出了《地瓜一样的大海》《尾条记者》《雨把烟打湿》《蛇宫》《淡绿色的月亮》等一系列有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