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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amp，即Lionel Hampton（1908—2002），美国黑人爵士乐大师。
“拣什么？”我说。
他早已收了我一块钱。他不敢指地板。其实地下室也没有地板。地下有一样像是小粪块似的褐色的东西。他谨慎得有些荒唐。“我得多加小心，上星期情况不很太平。”我拣起那个小粪块：一支棕色纸卷的香烟，我回到特雷那里，我们一起去旅馆房间过过瘾。结果毫无飘飘然的反应。那只是布尔·达勒姆牌子的香烟。我的钱花得太冤。
特雷和我绝对必须一次头就打定今后怎么办的主意。我们决定带着现剩的钱搭免费车去纽约。那晚她从她姐姐那儿要了五块钱。我们一共有十三块左右。在旅馆日租金到期之前，我们收拾好行李，搭上一辆红色的汽车到了加利福尼亚的阿卡迪亚，圣阿妮塔赛马场就在那里白雪覆盖的山顶下面。天色已晚。我们面向美洲大陆，手牵着手，走了好几英里，离开人口密集的地区。那天是星期六。我们站在路灯下，竖起大拇指，做出希望搭车的手势，突然间，好几辆满载着挥舞三角旗的孩子的汽车轰隆隆地开过。孩子们大喊：“耶！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他们看到路上有个男人和一个姑娘，特别高兴，便哇哇地招呼我们。这样的车子陆陆续续开过几十辆，车上全是稚气的面孔和变嗓的声音。我恨他们每一个人。这些中学里的小流氓，父母有几个臭钱，星期日下午吃吃烤牛肉，朝路上的人吆五喝六，他们自以为是什么人？他们取笑一个落魄的姑娘和一个想得到爱的男人，他们自以为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招谁惹谁。想搭便车也搭不上。我们不得不步行回去，更倒霉的是我们想喝咖啡，走进了惟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场所：一家中学的冷饮店，路上遇见的孩子都在里面，并且还记得我们。他们发现特雷是墨西哥人，是只游荡的野猫；而她的男朋友更不如她。
《在路上》 第三部分《在路上》 第十二节（2）
她把头仰得高高的走了出来，我们在暗地里沿着公路旁边的明沟漫无目的地行走。我们两人的帆布包都由我拿着。我们呼吸的是夜晚带有寒意的雾气。我最后决定同她一起再逃避一次，天大的事明天再说。我们进了一家汽车旅馆的院子，花四块来钱租了一个舒适的小套间——有淋浴、洗浴毛巾、嵌在墙壁里的收音机等等。我们紧抱着，长时间严肃地谈话，洗了淋浴，先开着灯，然后又熄了灯，讨论问题。我们证明了某些事情，我让她相信了某些事情，她接受了，我们在暗中达成协议，气都喘不过来，然后像羊羔似的很满意。
早晨，我们大胆地按照我们的新计划采取行动。我们乘公共汽车到贝克斯菲尔德，去干摘葡萄的活儿。干了几星期后，我们就按正常途径去纽约，也就是乘公共汽车去。那天下午天气好极了，和特雷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公共汽车上，心情松弛地聊天，看窗外的田野景色朝后退去，无忧无虑。傍晚时到了贝克斯菲尔德。我们的计划是找当地所有的水果批发商。特雷说我们可以在工作地点住帐篷。住帐篷，趁着加利福尼亚凉爽的早晨摘葡萄的想法很合我心意。但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就找到的，大家帮我们出了无数点子，搞得我们晕头转向，然而没一个管用，工作不能落实。尽管如此，我们吃了一顿中餐，补充了体力，重新出发。我们跨过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到了墨西哥镇。特雷唧唧呱呱和她的同胞说话，打听工作方面的事。夜晚已经降临，那个墨西哥小镇的街道上满是耀眼的电灯：电影院的挑出帐篷、水果摊、小游乐场、小零售店、几百辆停着的卡车和车身溅满泥点的旧汽车。拖家带口的墨西哥摘水果工人吃着爆米花在街上闲逛。特雷逢人就谈话。我开始绝望了。我需要的——也是特雷需要的——是喝点酒，于是我们花了三毛五买了一夸脱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到铁路调车场去喝。我们找到一个地方，流浪汉搬来板条箱，围坐着生火取暖。我们坐着喝酒。左面是漆成红色的货运车，在月光下显得凄凉肮脏；前面是贝克斯菲尔德市的灯光和机场的柱子；右面是一座庞大的铝制匡西特①仓库。啊，美好、温暖的夜晚，月光如水，搂着你的姑娘，喝喝酒，说说话，啐啐唾沫，简直是天上人间。特雷是个能喝的小傻瓜，酒量不比我小，甚至超过我，我们一直聊到午夜。我们始终没有从板条箱旁边挪开。偶尔经过的有流浪汉，有带着孩子的墨西哥母亲，巡逻车停后，警察下来撒尿，不过绝大部分时间我们不受打扰，我们的灵魂越来越融合，越来越难分难舍。午夜时，我们站起来，磨磨蹭蹭朝公路走去。
①Quonset，一种用预制构件搭成的长拱形活动房屋。
特雷有个新主意：我们不妨一路搭车到她的故乡萨比纳尔，住在她哥哥的车库里。我反正怎么都行。到了公路上，我让她坐在我的帆布包上，装得像是遇到困难的女人，没过多久，一辆卡车停了下来，我们兴高采烈地奔跑过去。开车的是个好人；他的卡车却很糟糕。他轰隆隆地把卡车开出山谷。我们在拂晓前两三点钟到达萨比纳尔。特雷睡熟时，我喝光了瓶里的酒，喝得醉醺醺的。我们下了车，在南太平洋铁路线一个加利福尼亚小镇的落叶覆盖的、安静的广场上漫步。我们去找特雷哥哥的好朋友，从他那里可能知道特雷的哥哥在哪里。家里没有人。天亮时，我仰躺在小镇广场的草坪上，不停地说：“你不会说他在威德干什么，不是吗？他在威德干什么？你不会说的，是吗？他在威德干什么？”那是电影《人鼠之间》①里布尔格斯·梅雷迪斯和牧场工头说的话。特雷咯咯笑了起来。她觉得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意思。我可以一直躺在那儿，等妇女们都去教堂做礼拜，她不会在意。但我最后决定，由于要去找她哥哥，我们应该尽快做好准备，我便带她到铁路旁边的一家老旅馆，我们舒舒服服地上床睡觉。
第二天，阳光灿烂，特雷很早就起身去找她哥哥了。我一直睡到中午；忽然看见窗外一列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运货车驶过，平板车上躺着好几百个流浪汉，他们把背包当作枕头，有的在看报上的滑稽连环漫画，有的在吃岔线旁边摘来的上好的加利福尼亚葡萄。“妈的！”我嚷道。“嚯！这就是《圣经》里的应许之地。”那些人都来自旧金山；一星期后又兴高采烈地回去。
①Of Mice and Men，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68）于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小说，一九三八年改编为舞台剧，后又拍成电影。
特雷、她的哥哥、她的孩子和她哥哥的好朋友都来了。她的哥哥是个健壮的墨西哥大小伙子，一副爱酒的模样，人倒不坏。他的朋友也是墨西哥人，高大而疲沓，讲的英语没有什么口音，嗓门大，过于想讨人喜欢。我看得出来他对特雷很有意思。特雷的小孩名叫约翰尼，七岁，黑眼睛，很可爱。我们全在这儿了，另一个狂野的日子开始了。
她哥哥名叫里基，有一辆三八年生产的雪佛兰。我们挤进了汽车，朝不知名的地方驶去。“我们去什么地方呀？”我问道。哥哥的朋友做了回答——他的名字是邦佐，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他身上有臭味。后来我明白了其中原因。他的营生是把粪肥卖给农民；他有一辆卡车。里基口袋里总有三四块钱，他一直都乐呵呵的，老爱说：“不错，老兄，走啦，走啦！”说罢，他就发动了那辆破旧的卡车，速度达到每小时七十迈，我们前去弗雷斯诺那头的马德拉，找几个农民谈谈粪肥的事。
里基手头有个酒瓶。“我们今天喝酒，明天干活。走啦，老兄——喝一口吧！”特雷带着孩子坐在后面；我回头，看到她由于回家而高兴得脸上泛出红光。加利福尼亚十月生机盎然的绿色田野疯狂向后退去。我又信心百倍，劲头十足，准备上路了。“
现在去哪儿，老兄？”
“我们去找一个有些闲置粪肥的农民。明天我们开卡车来运走。老兄，我们能挣不少钱。不用担心。”
“大家都有份！”邦佐嚷嚷说。我发现确实如此——无论我去什么地方，人人都在挣钱。我们在弗雷斯诺乱七八糟的街道上飞快地开着车，到后街去找些农民。邦佐下车同墨西哥农民谈话，唧唧呱呱不知说些什么；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
“我们需要的是喝一杯！”里基嚷道，我们便下车进了一家十字路口的酒馆。星期日下午，美国人都喜欢在十字路口的酒馆里喝酒；他们带着孩子；一边喝酒，一面海阔天空地瞎聊，还要争吵；一切都很好。夜晚降临，孩子们开始哭叫，父母们喝醉了。他们东倒西歪地回到家里。我在美国各地十字路口的酒馆里喝酒时都遇到过这样的一家子。孩子们吃爆米花和炸土豆片，在后面玩耍。我们也一样。里基、我、邦佐和特雷坐着喝酒，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大声嚷嚷说话；约翰尼和别的孩子在自动唱机周围玩耍。太阳开始变成红色。我们一事无成。有什么事需要完成呢？“明天，”里基说。“老兄，我们明天干；再喝一杯啤酒吧，老兄，来吧，来吧！”
我们摇摇晃晃地出来，上了卡车；去到公路边的一个酒吧。邦佐五大三粗，话多嗓门大，圣华金山谷一带的人都认识他。我和他从公路边的酒吧出来，乘了卡车去找一个农民；结果到了马德拉的墨西哥小镇去找姑娘，有可能的话替他和里基物色几个。当紫色的暮霭笼罩在漫山遍野的葡萄园时，我像哑巴似的坐在卡车里，邦佐同一个墨西哥老头在厨房门口讨价还价，想买老头在后院种的西瓜。我们买了瓜，当场就吃掉，把瓜皮扔在老头家旁边的泥地上。天暗了，各种各样的漂亮小姑娘来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