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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⑴,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固了。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⑵,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一九四一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这个趋势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准备这样做。
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辩论,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共产党和边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总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党和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一定有办法,足以渡过任何严重的困难。我们现在的困难,有的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我们曾经历过比现在还要困难到多少倍的时候,那样的困难我们也渡过了。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甘宁边区要大得多,那里天天有严重的战争,那里已经支持了五年半,那里也一定能够继续支持,直到胜利。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⑶。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注 释
〔1〕这里指国民党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参见本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关于这两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2〕毛泽东在这里所举的粮食数字,是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各年所缴纳的公粮(即农业税)的总数。
〔3〕见本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注〔1〕。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