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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哪？”
“菊子快要活了。”
“你就在这儿看吧，冷了围住麦秆，开机器时你帮我递递麦子。”这样说着，父亲便解了麦捆上的绳子，大步地走入了月光下的田地。
30
小麦是丰收得十二分可以。倘若你有幸在三天之前站在台子地边上，看那涛涛麦海，倒也不失为一种享受。那当儿，母亲同父亲收割麦子，父亲地地道道农民似猫在麦地，把哗哗的割麦声扬在天空。母亲却到底不行，每割几步，便要直起腰身，望望太阳，掐一穗迟熟的青麦，揉揉放在嘴里。她说天元，料不到这么丰收，要每亩打八百斤小麦，如何能吃得完呢。
“方便的话，就往省城捎上两千斤去，也让你爸你弟吃些鲜面。”
她就遥望南边。那边是省会郑州的方向。当然她看到的只是黄黄爽爽的田地，灰白茫茫的麦海。然在她的心深之处，自不消说，她已经灵犀到近千里之外省会郑州。无论岁月和命运对她如何苦口婆心，想让她彻底忘却那方生养之地，实则是胜于蜀道之难。尽管父亲和弟弟，都曾经对她的生活有过诘难掣肘。回想过去，毕竟父亲对她有过养育之恩；而弟弟，也毕竟是一奶同胞。
除她之外，知青们全部返城那年，春节她回到省城过年，张老师作为一位知音，将她送到镇上的车站，又忽然想把她送往洛阳。偏这时买过了车票，她又说天元，我这一走，如在郑州能找个临时工做，也许就不回了，你就忍心在这和我分手？他就把她送到洛阳，买了火车票，又在洛阳呆了一天，同游了龙门石窟。第二天才搭上往省城去的过路客车，到家时已近黄昏。父女二人见面，少不了各自哭了一场。家里住的是父亲单位的一间一分为二的老民房，建于解放初期，在屋内能看见太阳月亮和点点星光。所谓的两间房子，共是十三平方，父亲、弟弟各住一间，她回去了，便将弟弟赶到了父亲床上。这样三朝两日尚好，过完春节，还没到初五，弟弟便忽然问说：
“姐姐，你什么时候走？”
“去哪？”
“四伏牛山那个张家营子。”
“我不想走了，那儿的知青只剩下我一个。”
“真不走了？”
“真不走了。”
“天呀……”
听说自己真不走了，弟弟差一点惊叫起来。那时候，弟弟已经参加工作，因家境贫寒，工种也不甚好，仅是一个街道小厂的车工，连大集体的工人也还不是，却又偏偏谈了一个模样不错的对象。且对象还是一家银行的出纳，上班时总穿一套配发的绿色制服，胸前别着“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徽章，向所有遇到她的人们宣布，她是全民性质的工人。这样力量悬殊的对比，弟弟自然要对人家敬如尊神。
她说：“人家真心和你好？”
弟说：“我这样的人她去哪儿找？郑州城也只有我一个。没结婚我连她的袜子都洗了。”
她说。“你是男人，腰杆要直着谈恋爱。”
弟说：“谁让咱家条件不如人。不瞒姐说，她妈她爸的衣服我都洗。”
少不了替弟一阵难受，可又无可奈何。一句谁让自己条件不如人，道出了弟弟多少辛酸泪水。晚上躺着，听着一板之隔的那边，父亲和弟弟睡在一张床上，父亲说你往里边躺躺，我都睡到了床下。弟弟说你没看我是挨着墙睡，也不能让我睡到墙缝去吧！于是吵了几句，父亲就索性不睡，坐在床头彻夜地吸烟。弟弟霸占着床，睡了一觉，动起恻隐之心。自己到大街上彻夜未归，把床让给父亲，这样熬到初七，弟弟索性家也不回，睡到了对象那儿，只吃饭的时候回来待上半个小时。
父亲说：“你小子真是不要脸啦！”
弟弟说：“姐姐不走你让我睡到哪儿？”
她开始找同学们以叙旧为名，晚上就住在那儿，白天则回家里给父亲、弟弟烧饭。同时，一方面请求以父亲的诚实厚笃，到父亲单位换回一份同情，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哪怕是煤厂的搬运工人也成；另一方面，夜间向朋友诉苦，看是否能在哪儿弄出半间房子。类似的努力，耗去了她许多心血，到头来唯一的收获，是父亲在工厂的车间头上，钉了半间油毡棚子，搬出了这间老房，给她和弟弟备让出一张床来。父亲搬走那天，她暗自哭了一场，说：
“我还回到乡下去吧。”
父亲说：“都已经住下了，回去干啥。”
弟弟没吭。可父亲搬走的第二个晚上，弟弟却把对象领回家住。一间房子，木板一隔，两边各设一床，他们说笑到深夜，她说弟的对象，我们一块睡吧。人家却直言不讳，说姐呀，你在乡下辛苦，自个儿一张床睡吧，我和他挤在一张床上，反正我俩早就想结婚了。那个时候，省会再也不是她熟悉的省会，随着时势的急剧开放，西方文明洪水一样东渐，使这个大都会城貌虽然依旧，然人的精神却日新月异。市内出现了几家不售舞票的舞厅，终于转得使青年人有些疯癫的状态。影院上演日本的《望乡》和墨西哥的《叶塞尼娅》、《冷酷的心》等片子，创下了建国以来罕见的票房收入。据说，有的待业青年，在本市连场看《望乡》，可以通宵达旦，甚至追着片子，到一百多里外的古城开封去看。面对这种景况，你能说些什么？弟弟说他对《望乡》没怎么看，只陪着对象看了六场。他这样说时，有一种对《望乡》被政府禁演了的遗憾。又说其实《望乡》是很健康的，不过是中国人少见多怪罢了。少见多怪，他说得多么有理有据。那个晚上，他和对象睡在里屋，先是嘀嘀咕咕说些啥儿，压着嗓子，还惟恐她在外面听见。就连对象的笑，也压成了一股细泉。再后来，也许他们以为她睡着了，开始无所顾忌起来，把床铺弄出天崩地裂的吱吱嘎嘎；连彼此喘息的声音，都仿佛暴风骤雨一样穿越隔板，哗哗啦啦浇注在她的内心，
她一夜未睡，也未敢在床上动弹一下。
31
回想起来，便感到喉咙里有团别人吐进去的粘痰，恶心得不行，弟弟和对象一夜的火山爆发，将她的情感烧成了灰烬。在这大都市里，她连燃烧情感的力气也没了。直到天亮时分，弟弟的气喘吁吁，和那女孩儿欢乐的窃笑，还叮叮咚咚响在她的耳畔。真怀疑那一张老床，被他们折磨得会四零五落。一夜未眠，也不能忘记弟弟和人家还要上班，赶在早上七点半钟，烧好一锅稀饭，买回了一斤油条，又慌慌去胡同口的四川菜铺，买了一袋榨菜，回到家里，弟弟和那女孩儿都已不在，十根油条，被风卷残云，还有两根无奈地睡在案上；锅里的稀饭，倒完整无缺。看看老式挂钟，已是七点四十五分。他们骑车上班，路上最少需要二十分钟。然那个时期，中国刚刚实行奖金制度，努力先在形式上赶超西方和日本的生产与经营管理，超过八点钟没有进厂，扣掉奖金不说，每月超过三次，被开除工职，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闻。走进里屋看看，床还是如样在那，可床上的被子却未及整叠，枕巾落在床下。犹豫一阵，想到自己是个姐姐，是在家闲吃闲住的下乡青年，只好决心去收拾床铺。在叠被子时候，却看见被子下有好几个避孕的皮套，还未及收藏起来。那避孕套儿是枯黄的颜色和素白两种，本来装在精致的纸盒里边，现在被他们一夜的天翻地覆，将盒子揉成一张烂纸，套儿便金黄洁白躺在床铺上。且，单子上虽然无血，却有斑斑点点花色云图。究竟下去，她虽大弟弟几岁，恋爱也谈得如醉如痴，就连这次返城，还和天元在火车站偎了一夜，可他们却是一点恶念也不敢产生，充其量便是拥抱亲吻，还要择时而宜。而他们，弟弟和未来的弟媳，竟敢在姐姐身边大开杀戒。做完了事情，也不加以收拾。当然，说她对此完全感到不可思议也不诚实。毕竟自己到了这般年龄。毕竟知青点有人流产，甚至还有私生子生活在这个都市。可毕竟自己还是清白检点的女子。弟弟他们也老大不小，若不是家里没房，若不是做姐姐的不仅没有返城，而且对象也没最后闹好，也许他们早就结过了婚。不要说都市的大小商店和药店，都摆着不收钱而任你选要的避孕药品和工具，就连乡村的孩娃儿，也有许多将这种套儿当做气球吹着玩的。尽管自己未婚，尽管自己未曾有过这种体验，但见到这种东西，自然也不是首次。她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想退至外屋，任这床上垃圾一片。可她没有这样。她将他们的被子叠了，将乱扔的套儿收拾起来，放在了他们的枕下。要走时，看见枕巾落在床下。捡枕巾时候，她又看到他们用过的套儿，白浓浓的，鼻涕样擤在床头，她便再也无以容忍了。
她只感到要吐，且立马就有东西吐将出来。重新将枕巾丢在地上，把那鼻涕或硬痰一样的东西盖着，便被人追赶样跑进厕所，可是，蹲在那儿，胃里翻江倒海，却又什么也吐将不出。大杂院里，五户人家，公用一个厕所。上班的上班去了，留下的都是闲杂人员。邻居的一位老保姆走进来，问她是病了？是吃错东西了？是嗅到怪味了，她都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