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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
《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
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
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
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
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
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
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
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
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
想,这位者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
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
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
二次政治犯人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
我出狱后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
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
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蔷”(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
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
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
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
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中下,他曲学
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
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
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
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躁蹭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
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
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
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
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
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
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
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
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入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
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
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一九六三年我
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
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
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日监狱,不
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
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
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
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
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二三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
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
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谭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
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
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
一九八四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一九八五年又与日本人
字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
“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
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
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
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
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惟女弟子是尚。一九六一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
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二十多年
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
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
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得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
我现在是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
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
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
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论
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
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
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八十年代的
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
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
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断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断丧得愈厉
害。
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
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
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
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祖了一
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
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
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的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
痛快。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
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
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
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
人接触,便败相毕露、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
而复始,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很少做
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二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
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大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来。有一大路过博
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
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种轻微的“画像恋”(iconolagnia)的倾向,喜
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
大量照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