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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林毓生又从何自《胡适文存》中看到这篇文章、可见他是凭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学
也!又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
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二十六年?这些人今天
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骗局呀。他们徒知抱洋书谈中国,但一还原就闹笑话。这种情
况。
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从洋书中看到Chin…ssu Lu,他猜这是“亲疏录”,问我对个
对,我笑说,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录》也,根本没有什么“亲疏录”这种书哟,其实殷海
光没能成功的成为学者,并不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而殷门弟子以学者姿态到处骗人,才真
上是遗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同民党,而殷门弟子在这一点上连个屁都不
敢放,如此殷门弟子,丢人丢死也!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
往。他在《首部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光中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
“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
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国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
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
“李敖也许算是例外。”我很欣赏我的老问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的用了
“也许”两个字。事实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并青出于蓝的,只李敖一人而已。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湖北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
陈宏正带回一篇论文提要吸引了我,那是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琳写的《李敖与殷海
光》,提要说:
五四运动的香火,在国民党失掉大陆后,沿着由胡适-殷海光-李敖的次序在宝岛台湾
代代相传。就殷海光与李敖的关系来讲,他们是师生关系;就个人感情来讲,李敖热爱老
师、尊敬老师、拯救老师于危难之中。在殷门弟子中,李敖是最能体现殷海光狂进不已鲜明
姿态的人。在始终不渝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他曾两度下狱,尽管如此,在李敖与殷海光
师承关系的表层下,两人之间的迥异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
1.自由民主气质上的差异
殷海光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其民主自由思想带有“救亡式自由主义”的倾向。即欲
以自由主义来挽救国家危亡,对抗专制政权,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启蒙工具
和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单
调的、片断的、高高在卜的、革命党式”的气质。它的斗争性是显见的。但这种带有很强的
权威性和专断性的自由民主气质应该说与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协调的。
李敖的自由民主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质相似,都以个人价值作为出发点。李敖的自由
民主表现出“一种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气质,它表面上很随意,但其实
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在使自由民主生活化、大众化方面,李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似乎又
走得太远了,超越了现世的社会和思想,这也正是李敖自由民主气质之不足的一面。
2.角色与人格动力的差异
表面上看,殷海光是一个单纯地道的学者。剥开这层“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纯
真道德热情驱使下奋斗一生的灵魂。在殷海光用心最勤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
原创的贡献。相反,大众记忆中殷海光最鲜明的形象主要就是《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一
位不畏逆横的勇士。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
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
中两,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
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
这一隔海的文字,可说是殷海光与李敖的最好论断了。
一个插曲颇为有趣。殷和光在世时,有一次笔仗,是同劳思光打的。劳思光最后批评殷
海光,说他曲学而不阿世,殷海光很气,跟我痛骂劳思光,说此人头脑欠清。多年以后,劳
思光自香港移台,台北市东丰街原有一家电玩店,我路过时,在窗外常见里面有一矮小枯瘦
的穿西装打领结小老头在玩,其矮小枯瘦,与殷海光有几分神似,原来就是劳思光。有时高
信疆也和他一起。我笑问信疆:“你怎么这么无聊、这么‘与民同乐’,怎么带劳思光做起
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信疆笑着说:“谁带他来了,是他
带我来的呀!”听了信疆之言,我们相互大笑。后来东丰街电玩店关门了,久矣不见“劳”
苦功“高”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饭后,与小屯在东丰街,一人走过,忽闻大宙
叹息一声,小屯注意一看,说:“那不是劳思光吗?”果然是他。我说:“这个书呆子,又
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虽然
此光非彼光,但我每次碰到劳思光,就想到殷海光,光怪陆离,此之谓也。
10 东郭纪
狼是东郭,东郭是狼 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我在三十三岁一九六八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
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怕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
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
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
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
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
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
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
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
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
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一九六五年,并无深交,到了一九六七年,偶有来往。一九六八年二月
二十九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他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
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
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一九六七年五
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
有“大力水手”
(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
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一九六
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
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
什么老是间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十二点,我打算告辞
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
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
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
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
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
时,事后(三月二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未,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
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
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
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
李敖……
柏杨是二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二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
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
“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
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
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
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
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
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
“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