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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进化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反动的资产阶级从庸俗进化论出发，竭力宣扬阶级合作、社会“改良”，妄图采取一些不触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来掩盖阶级矛盾，愚弄和麻痹人民，以维护帝国主义统治。新老修正主义者也都以庸俗进化论来反对革命的辩证法，鼓吹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等谬论，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最早将庸俗进化论和儒家的今文经学结合起来，提出“三世说”进化历史观，作为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它强调社会发展必须“循序而行”，不能“骤变”，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严重软弱性和妥协性。帝国主义文化买办胡适，更是拼命地鼓吹庸俗进化论，叫嚷“世界是一点一滴一毫一分成长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映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性。
外因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不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作用。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者和庸俗进化论者都宣扬这种外因论。
有些机械论者把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界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例如牛顿认为，宇宙太阳系的运动，是由于上帝的“第一次推动”后才开始的，“第一次推动”使行星永远按一定的方向和确定的方式运动。德国物理学家克劳胥斯认为，宇宙间热是由热体向冷体自发地转移，是不可逆转的，最后整个宇宙达到温度均衡，如果没有外界的作用，就不能再产生温度差，宇宙就会“热死”。恩格斯在讽刺这种外因论时指出：“宇宙钟必须上紧发条，然后才走动起来，一直达到平衡状态，而要使它从平衡状态再走动起来，那只有奇迹才行。上紧发条时所耗费的能消失了，至少是在质上消失了，而且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恢复。因此，外来的推动在一开始就是必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629页）英国庸俗进化论者斯宾塞认为，任何物体的集合体都没有稳定性，只要受到足够强大和长久的外力影响，就会发生变化。例如生物集合体的变化过程，就是按外力抵抗最小的方向进行的。
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地理、气候等外部原因，认为地理、气候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更迭。英国地理学派德伯雷宣称：“坐落东西方向的国家，要比由北向南延伸的国家强盛得多”①。英国地理学派布克尔，也用地理条件来解释英帝国主义的“强大”。他们否认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斗争、新旧斗争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彻底批驳了外因论，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的外部，而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矛盾论》）外因论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最后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到某种精神或上帝，导向唯心主义。外因论在政治上是为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辩护，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辩护，完全是反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小国要依赖大国、弱国要依赖强国、贫国要依赖富国等等，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说成是只有依靠两个超级大国才能过日子。这种外因论显然是为美苏两霸主宰世界制造反动论据的。
①《欧洲智慧发展史》
在革命工作中，外因论的危害是很大的，它是懒汉思想、保守思想的掩护体。一个革命者如果沾染上外因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雄心壮志，就会丧失革命责任感，放松主观应有的努力，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此，一切革命同志都要自觉与外因论作斗争。
矛盾调和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矛盾可以通过调和得到解决，阶级矛盾也可以调和，根本否认阶级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论和历史唯心论。
矛盾调和论由来已久。历代反动阶级出于他们阶级的需要，都宣扬矛盾调和论。中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孔丘、孟轲之流，鼓吹折衷调和的“中庸之道”，胡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叫嚷“礼之用，和为贵”，妄图以此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维护和复辟奴隶主的统治。西汉儒家董仲舒，宣扬“凡物必有合”，把事物说成是合一的；南宋儒家朱熹，鼓吹“中和”，把对立面说成是调和的，都是为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利益效劳。有些革命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宣扬矛盾调和思想。例如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发展到顶点，矛盾最终就完全被调和了，这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封建阶级妥协制造理论根据。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是矛盾调和论的吹鼓手。蒲鲁东宣称要“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企图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考茨基宣扬“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①，“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确有共同利益”②。毛主席指出；“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503页）苏修叛徒集团更是拼命鼓吹矛盾调和论。赫鲁晓夫叫嚷：“面对着热核灾难的威胁，世界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在这里我们都是人”。为了反对战争，“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不同党派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各种宗教的拥护者和无神论者，都抛弃了一切分裂他们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大喊：“社会主义大家庭”要把“共同利益置于首位”，一切都要融合到社会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这个“整体”之中。苏修御用学者为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应声而起，胡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对立向差别转化而以差别的融合结束”，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以克服对立面”，发展是由“矛盾的协调”到“更为完善的协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动力不是增长的矛盾，而是协调和绝对统一的力量”等等。他们根本反对唯物辩证法，目的是为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在中国，叛徒刘少奇胡说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可以用改良的方法解决”。林彪一类骗子也大肆鼓吹矛盾调和论，胡说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合理”的，“是我民族伟大的德性之一”，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主张路线斗争应该“休战”，胡诌有“全人类的普遍利益”，鼓吹“各阶级的联合”等。所有这些谬论，都是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①《国债的经济影响》
②《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卷
矛盾调和论不论在政治上、理论上都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批判了矛盾调和论。恩格斯在批判勃鲁姆时指出：“他不偏不倚地站在更高的‘中庸’立场上，那就不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400页）列宁指出：“‘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5页）深刻地揭穿了“中庸”的本质。列宁还指出：“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列宁选集》第三卷175页）毛主席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论》）就矛盾斗争的性质而言，只有对抗与非对抗之分，没有可调和与不可调和之别。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任何矛盾都不会调和，也不可能调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才能解决。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绝不会调和。只有通过社会的阶级斗争，才能解决阶级矛盾。
合二而一 叛徒刘少奇及其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抛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合二而一”论于一九六四年出笼，完全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我们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同“合二而一”的斗争，是哲学上的一场大论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合二而一”一词，出自明末地主阶级思想家方以智著的《东西均》（一六五二年）一书。方以智说：“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交也者，合二而一也”。方以智说的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是调和的，合一的。这种调和矛盾、取消斗争的观点，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杨献珍捡起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种封建糟粕加以发挥，用来概括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哲学，并且用它冒充辩证法，到处兜售。
杨献珍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