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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坐在不远处的藤田勇，则是一脸的阴沉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岩崎弥久当然知道，藤田勇如此的表现是为什么。
他现在仍然感到庆幸，自己没有借给藤田勇更多的钱，也没有在上海的房地产上投入过多。
但即便如此，这一次所遭受的损失，也让他感到难以接受。
而象岩崎弥久和藤田勇这样遭受惨重损失的日本企业家，还有很多。
很快，日本金融家们的话题集中到了对中国币制改革进行阻拦和破坏的方面。
“我们在支那的银行和商社会应该拒绝交给支那政fu白银！”
“应该阻止支那将白银运往英国和米国！”
“我们可以采用高价套购白银的办法，将在支那的白银运出来！”
“这些只能起到阻拦和破坏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摧毁支那的新货币政策！”听到这里，岩崎弥久实在忍不住了，高声说道。
岩崎弥久的话好似晴天霹雳，让闹哄哄的大厅渐渐的变得安静下来，很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个身材矮小的人身上。
“岩崎君有何高见？”有人问道。
“日本想要夺回货币控制权，就应该和支那开战！”岩崎弥久大声的吼道。
“在英米的支持下，支那的币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金融危机在很大水平上得以缓解，支那的生产一旦回升，经济复苏，国力便会空前强大！支那的币制改革带来了两大成果，就是英米把持支那金融权势的加强和支那国力的增添！这对日本无疑是可怕的威胁！想要打破这威胁，就必须同支那开战！”
听到岩崎弥久的石破天惊之语，藤田勇险些从椅子上掉下来，他紧紧的盯着岩崎弥久，想要确定他是否是在开玩笑，但当他看到岩崎弥久那双满是狂热的眼睛，终于明白他不是在哗众取宠，而是他心里的真实想法。
会议室里一时间静得出奇，不知过了多久，不知是谁轻轻的鼓了两下掌，象是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掌声渐渐的多了起来，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藤田勇这时才知道，不止是一个人有着和岩崎弥久一样的想法。
舰政本部，造舰部设计室。
“向支那开战！”
“夺回被支那掠夺的财富！”
“绝不能让英米的阴谋得逞！”
站在屋子里看着手下人收拾图纸的平贺让听着窗外传来的军人和平民游行的呼喊声，目光不由自主的落在了手中的图纸上，可能是受了外面人们狂热的情绪感染，他那双藏在眼镜片后面的眼睛，也不由自主的发出异样的光芒。
“真的要在新造舰艇上全面取消焊接技术吗？”疲惫不堪坐在椅子上的海军造船少将藤本喜久雄看着平贺让，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是的。”平贺让听了藤本喜久雄的话，眼中的光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鄙视。
“不能这样！”藤本喜久雄绝望地大叫起来，“你不能这样干！这是犯罪！”
“犯罪的是你。”平贺让冷冷地说道，“正是因为你的关系，才接连发生了两次严重的事故！”
听了平贺让的指责，藤本喜久雄痛苦地垂下了头。
平贺让所说的两次严重的事帮，便是震惊日本造船界的“友鹤事件”和“第四舰队事件”。正是这两次事故，毁掉了藤本喜久雄的前程。
所谓“友鹤事件”，是作为《伦敦条约》的产物出现的。由于《伦敦条约》没有限制排水量低于600吨的水面军舰数量，对吨位在600吨至2000吨之间、装备4门以下口径不大于155毫米的主炮、无鱼雷发射装置、航速低于20节的军舰数量也未作限制。昭和初年日本海军的“鱼雷艇”构想，就是《伦敦条约》造成的后果。
在大正末年的时候，日本海军已经废止了“鱼雷艇”的称呼。昭和年间的所谓“鱼雷艇”，其实就是小型化的驱逐舰。以其首制舰“千鸟”型鱼雷艇为例，其设计排水量为533吨，搭载3门127毫米炮和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速度达30节，实际战斗威力相当于当时的小型驱逐舰。由于排水量在600吨以下，因此不受《伦敦条约》的限制。但是，要在如此小的吨位里塞进这么多的武备，毕竟为不合理之举，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复原能力不足。“千鸟”号在试航中就发现，舵角为15度时，其倾斜度竟达30度，于是回厂改造，在两舷外加装凸出部，改造后排水量为730吨。
“千鸟”级鱼雷艇一共建造了4艘，依次为“千鸟”、“真鹤”、“友鹤”、“初雁”。“友鹤”号于1934年2月24日在舞鹤工厂竣工，两天后自舞鹤出港，2月28日抵达佐世保，加入由“千鸟”、“真鹤”组成的第21鱼雷战队。从3月6日开始，该战队以轻巡洋舰“龙田”号为假想目标，展开野战训练。由于“真鹤”号发生机械故障，因此只有“千鸟”、“友鹤”两舰参加。
3月11日夜，第21鱼雷战队和“龙田”号巡洋舰临时停泊于九州岛西部、西彼杵半岛与五岛列岛之间的寺岛水道。12日凌晨1时15分，两舰起锚，准备进行最后的训练。但是当时海面风浪较大，因此于3时25分下达了演习终结的命令，全队返回佐世保。当时风向东南东，风速每秒20米，浪高4米，时有阵雨，但是比起高海况的太平洋来，当时的天气并不能说是非常恶劣。演习终止后不久，“友鹤”号的无线电收发机因摇摆幅度过大，从台上跌落下来摔坏，于是“友鹤”号舰长岩濑奥市大尉下令通过灯光信号与另外两舰联系。
凌晨4时左右，这支舰队在大立岛南方7海里处受到风浪冲击。此处海面被五岛列岛、平户岛和九州岛西北海岸围合，南面向东中国海敞开，由于地形、水深和风向的原因，形成了由南至北的复杂的三角波，其波长与“友鹤”号的固有摇摆频率吻合，“友鹤”当即于4时12份倾覆，此时距其竣工仅有半个月。
“友鹤”号倾覆后不久，“龙田”号即发现与其失去联系，遂用探照灯搜索海面，并向佐世保镇守府发电汇报。12日天亮之后，海军出动飞机进行搜索。下午1时左右，“龙田”号发现倾覆漂流中的“友鹤”号舰体，遂派出小艇，利用缆绳套住其螺旋桨轴，以1节的速度缓慢将其脱向佐世保。途中，佐世保港务部和佐世保海军工厂的救难队陆到达，也参加到拖带工作中。
救难船队以4节航速前进，于13日清晨7时抵达佐世保港。经水下作业，将桅杆切除，同时在舰腹打开几个口子，向舰内输入压缩空气，并救出3名在机舱工作的水兵。晚上7时，“友鹤”号借着满潮的机会被引入船坞，随即进行船底切开作业。“友鹤”号最终共计救出13名幸存者，而倾覆时溺毙和曳航途中在船舱中窒息死亡者达72人，试图逃脱而落入海中下落不明者28人，两者占了“友鹤”号舰员的绝大部分。
日本海军在《伦敦条约》后建造鱼雷艇的目的，就是在夜间外海对敌舰队展开鱼雷夜袭。如今竟然在夜间外海因小量风浪即告倾覆，因此立即引发各界交相指责，认为此乃忘却复原性这一造船史上最大与最先原则所造成的损失。各方除要求造船界进行反省检讨之外，对于军方因国际条约限制、宁可牺牲安全性也要加强舰上武备的观念也提出了抨击。
“友鹤事件”之后，日本海军立即组成了以加藤宽治海军大将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开展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事故原因是由于重心过高所致，重心过高则是因为设计有缺陷，搭载武器过多。考虑到在小吨位舰上搭载大量武器的要求毕竟是出自日本海军自己，因此“特型驱逐舰”和“千鸟”级鱼雷艇的设计者藤本喜久雄只受到“谨慎处罚”。
“友鹤事件”后，日本海军对现有的鱼雷艇和驱逐舰进行改造，以增大其稳性。“千鸟”级鱼雷艇拆除了2具鱼雷发射管，并将127毫米炮的炮塔改为炮盾，同时在舰底加入98吨的压舱物，将舰型完全改观。这一级鱼雷艇本计划建造16艘，至“友鹤事件”时才建成4艘，其余12艘被取消建造。此外，“特型驱逐舰”和“初春”级驱逐舰也进行了改装，前者在船底加装了上百吨压舱物，甚至在龙骨灌铅，以降低重心。后者将舰首背负的二号炮塔挪至尾部三号炮塔前，同时撤去一座三联装鱼雷发射管，减轻上层建筑重量，并且切开船腹，在龙骨处增加配重。
受“友鹤事件”的影响，日本海军的“苍龙”级航空母舰和“最上”级巡洋舰的设计也进行了更改，将飞行甲板缩短，并撤去部分高炮，以求降低重心。
“友鹤事件”给日本海军带来了很大震动，而不久之后发生的“第四舰队事件”更是令其不得不改弦更张，彻底改变了大正末期以来在舰船设计上求新求变的风气，使其重新回归到了平庸稳重的老路上来。
1934年7月，日本海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所有舰艇的复原性改善工事。从7月开始，各舰队集结于本州岛北部青森县的八户冲，举行昭和九年度秋季大演习。在演习之前，“丛云”号驱逐舰在横须贺入港时发现舰首部位出现金属疲劳的裂纹，舰政本部造船官牧野茂认为这是危险的征兆，于是奏请军令部下令，不要让特型驱逐舰参加演习，但是他的请求遭到拒绝。
昭和九年度秋季大演习分为青军和赤军两支舰队。青军代表日本舰队，由第一、第二舰队组成的联合舰队扮演；赤军代表美国舰队，由联合舰队抽调的军舰，以及第二线军舰组成的“第四舰队”扮演，包括航空母舰“凤翔”、“龙骧”、潜艇母舰“大鲸”、4艘“妙高”级重巡洋舰、“最上”号等9艘轻巡洋舰、“吹雪”型驱逐舰，以及大正时代建造的“神风”级和“睦月”级驱逐舰。
演习开始前，第四舰队停泊于北海道函馆港，预定于9月24日出港，向预定演习海面前进。但没有人知道，当时有两股台风同时袭击日本，第一号台风在关东平原肆虐后，正以北北东的方向向本州北部移动；第二号台风当时在关岛和小笠原群岛中间的海域，这个台风没有向日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