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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独有是勋站将出来，态度坚定地表示反对：“若予世职，何异乎割地使王？彼子孙传承，雄踞郡县，根基日厚，恐将来非朝廷之吏，而为藩臣，或如句丽为乱，不可不虑也。”
礼部尚书王朗辩解道：“太尉虑之过深矣。今日羁縻之，不过欲其挟击刘备耳。非久计也。” 咱可以给他们世职，但世职也不是说永不可免的。等到攻取了益州，天下大定，那时候找什么借口抹掉他们不行啊。
是勋摇头道：“景兴但见其一，不见其二。诸侯可袭也，以酬功赏之子孙；吏职不可袭也，要在朝廷治理地方。实至固然名归，而名至实或踵迹——若使其久镇一方，开此先例，四方蛮夷皆效仿之，实贻祸后世之举！”
关键是这个先例不能开。汉末州郡官吏世袭，只有其实，而无其名，表面上还算遵从了选官的惯例，由上一任长官或其群属推举出下一任长官，再向朝廷报备——就跟后来袁世凯称帝前先修改约法，下任大总统由上任大总统提名一样，虽然为的是父子相继，但绝对不肯明说。
既然不肯明说，那就是不成制度，只是俗例，随时都可以运用朝廷的权威来将之打破。可是一旦给了世职，允其世袭，那就是成其制度，将来必有效仿——一样于国家有大功，为啥他们就可以父子传承，我就必须一任而迁？恶例一开，后面就刹不住车啦。
唐代开始实施羁縻州制度，允许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治，其长官也由部族头人世袭，到了元代发展成为土司制度，从而使得在汉代就被纳入中国疆域的西南地区分裂倾向日益严重。那么唐代为什么要搞那一套呢？端由中原长年争乱，西南地区本来就呈半独立状态，其后吐蕃崛起，为了使西南各部归唐而不从蕃，乃被迫为之——其结果就是出了一个南诏，后来又出大理，连续数百年独立于中原政权之外，到了明朝没办法，只好继续沿用土司制。
土司制度乃是中原王朝无奈而设，对于王朝的统一造成强力逆动，因此而产生的大规模反乱也层出不穷。而如今西南方向并没有什么强国可以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统治——当然要在攻灭刘备以后——就提前几百年搞这一套，那可必然是会贻祸子孙的呀！说不定因此而再过一千多年，云贵地区就根本独立于中国政权之外了——就跟后世的越南一般。
中国自秦代开始大一统，实行中央集权，但老实说，即便以始皇的无上权威再加天才创意，也不可能彻底推翻传承了近千年的封建诸侯制度。即以汉代为例，各郡长官就其在任所的权力而言，近乎诸侯，中央政权的垂直管理体系非常粗放。只是社会架构虽然进两步、退一步，总体而言还是向完善的中央集权挺进的，逮至明清，终于达到顶峰。
所以是勋认为，大一统的集权是中国历史发展趋势，要是跟西欧一般仍然延续封建体系，乃无强汉，更无盛唐，对于这一趋势，自己是必须要加以保护的。地方自治是因应通讯和交通的落后而不得不为之举，而并不是说必须如此，现实必须承认，但不可成其为制度，一旦制度化便封闭了向前发展的途径。
说白了，我可以默认你自治，但不能明令允许你自治。
因此他才站出来否决西南豪酋的世职请求，说：“彼欲世世富贵不堕，乃可赐以名爵，至于吏职，断不容袭！”各地官吏三年一任——当然可以连任——而边远地区的郡县长官往往多任不换，甚至一直当到死，等到身故后，朝廷出于安定考虑，也可能继续任命其子侄继任，但这是从权之举，不是明定的制度，更不可能提前向他们做出承诺。
群臣多觉得是太尉有点多事儿，逐一站出来加以辩驳，问题他们谁都没有是勋的口才便给，纷纷败下阵来。曹操则觉得，事儿又不大，吵什么吵啊？既然是勋如此坚持，就卖他一个面子也无不可嘛——再说事关制度问题，确实是勋比较有经验，有想法，其言或可听也。
因此就问是勋：“然则皆封其侯乎？”那侯爵也太不值钱了吧？
是勋高举笏版，禀奏道：“若陛下以为不可封侯，乃可命以新爵也。”（未完待续。。）
第五章、卖官鬻爵
这时候曹魏的爵位系统仍然大体沿袭后汉之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同姓宗室，封王封侯——这个侯不是列侯，而是诸侯，王食郡而侯食县，各建有国——只不过就中多添了一个公爵而已。目前的公爵只有三位，一是曹操之弟曹德，二是凉公吕布——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三是新安公刘协。第二部分以封异姓，皆名为侯，也就是列侯，从高到低包括了县侯、乡侯、亭侯和关内侯，前三种有实封之户，后三种仅虚封，相当于多领一份俸禄而已。
列侯为名爵重器，例有军功才得封赏，就理论上而言，哪怕贵为宰相，若无军功，也是无可生而封侯的——死后追封倒有一定可能性。朱褒本来就是郡守，也不可能命其入朝为官，也不肯给他州刺史当，所以才打算封个关内侯当作褒奖，其余那几位目前都只是白身而已，怎么可能一步登天封他们为侯呢？
要知道列侯是跟三公一样，都用金印紫绶的，其舆服制度亦可比拟三公，虽无实职，却足尊贵，为人臣之极也。
所以是勋说西南豪囚要想子孙世袭，可以封爵，不能给官，曹操就问难道都封侯吗？他们不够格吧。是勋说既然如此，那就重新制定爵位系统，新设一些能够跟他们等级相侔的爵号出来呗。
曹操心说又来了……爵位问题你们都吵了好几年啦，非得逼着我赶紧定下来吗？再一想。既创新朝。也当新立爵号。这事儿倒确实不宜再拖。于是吩咐是勋：“乃可与陈长文共议之，三日后禀报于朕。”
是勋和陈群大眼儿瞪小眼儿，心说关于新的爵位问题，就咱俩争得最厉害，皇帝还让咱俩凑一起商量？三日后就要给出结果？这是逼着咱们赶紧解决分歧，妥协求存哪。
没有办法，只得领命，然后下去两人就接着再吵。连吵三天。因为期限所逼，无奈之下只得各让一步，最终出台了一份双方都不怎么满意，但捏着鼻子也勉强可以接受的方案出来。
就表面上来看，陈群是主张恢复所谓周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是勋却希望在秦汉二十等爵的基础上加以增删。而究其实质，陈群是想把军功爵转化为文吏爵，是勋则希望保留军功赏爵的制度，并且恢复民爵，以鼓励全社会尚武的风气。二人各有所思。亦各有所欲，实属路线之争。好在这两条路线并非绝对平行，亦可勉强交叉，于是才有了相互妥协的余地。
是勋不希望爵位系统彻底文吏化，但他也知道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演变，那也是无可逆之而动的大势——再说了，由军功贵族执国向实务官僚治国转化，同样也符合他的政治理念。所以嘛，文吏爵可以有，只要不是全部就成。
陈群反对军功得爵，也反对民爵制度，但这两点都是秦汉旧制，顷刻间便欲将之彻底推翻，所受的阻力也相当之大——起码军方就没有一个人支持他陈长文。倘若陈群和是勋易地而处，或许是勋会有全盘改制的魄力和威望吧，陈群却还无此实力。故此，他也只得稍稍退让了几步。
最终的爵位系统因此而划分为三大体系：一是同姓，上者封王、下者封公，王食郡、县，公食县、乡，皆有号，有国，但沿用汉制，其国实由傅或相掌其政，相当于郡太守、县令长或者乡老，诸侯本身仅有祭祀之权，而并无实际的军政权力。相对于原本历史上魏朝的封爵制度，阻止了异姓功臣进入有国系统。
当然啦，外族首领亦得以一定程度上进入这一体系，如匈奴、乌丸、鲜卑乃至羌、氐各部酋长或号王、公，或号单于，身份与同姓王公相侔。
第二体系以封异姓，分公、侯、伯、子、男、关内侯、关外侯七等，其中公、侯食乡，伯、子食亭，但有号无国，仅食租税而已，至于男爵以下，但食俸禄。是勋一开始想把最后两等定为它名，以免与乡侯混淆，但是陈群说了，要的就混淆啊。那些偏远地区的汉夷豪酋，哪儿搞得懂什么爵号，光知道为侯尊贵了，你要是封个某某侯，必然欢欣鼓舞，若是封个可世袭的别的名号，必不甚喜，甚至还会以为朝廷是在敷衍他们哪。
以上两大体系，皆为吏爵，有功则赏，无论是军功还是政勋，可得世袭——当然啦，若是继承人不够资格，朝廷也可以随时加以褫夺，或者降等，权操于上。第三体系则为民爵，非常简单，只有上勋、中勋、下勋三等，无租无禄，亦不可世袭也。
说白了，三等民爵就是空头荣誉称号，跟后世的什么“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差相仿佛。但在等级社会当中，这种荣誉称号也是很光荣的，因为可以“超制”。按规定，从天子而至百官，再到庶民，身处不同等级，对于门户建筑、车马服装，乃至祭祀规格、日常用度，都有着不同的规定，若敢超越本身所处的等级，便称“逾制”，属于犯法行为。
举例而言，一介白身，即便你家财万贯，或者与皇室为姻亲，或者跟天子为至交，照样不得戴梁冠、着赭服，印信不得用金银，府门不可涂朱漆，楼不可起三层，车不可配双马……
其实越是进入朝代繁荣期、社会成熟期，逾制之事便越是屡见不鲜，直到朝廷都法不责众，无可管理的程度。比方说明制非天子、诸王不可着黄衣，庶民不得穿丝绸，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尤其江南繁盛之地。普通士人而着黄衣的也不在少数。无功名的商贾、平民也日常穿丝着锦。只是在王朝初兴。制度相对严格、社会财富也相对匮乏的时代，这套规矩还是照常执行的——比方说现在的魏朝。
所以同姓诸侯虽无官职，其舆服制度皆高于三公；异姓诸侯前五等同于三公，后三等同于九卿；至于三等民爵，庶民得之，可分别比拟刺史、守、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