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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一瞧，哎呦，虞仲翔说得没错，朝廷果然把东海水师给派过来了——“得无是宏辅之谋耶？彼见势竟如此之速，则我无机会矣。”
于是只得听从虞翻之教，即命虞仲翔前赴洛阳，通过王朗上奏，请求赴洛谒见天子。王朗受了虞翻所托，感念昔日不离不弃的主从之谊，就大大地为孙权说了一番好话：“此前权受其兄托付，守护江东，因其年轻识浅。致受周瑜所惑。西联刘表。以拒先帝。今既降顺，已痛悔前日之过也。关东乱起，蒋钦、陈武等孙氏旧臣亦叛，权因惶惑，欲请罪阙下。伏唯圣裁。”
曹髦询问是勋的意见，是勋笑道：“孙仲谋一世枭雄，因力不侔，而为先帝所并。吾未见其有痛悔之意也。然大势既定，彼非愚昧，因请入觐，是恐朝廷疑而伐之也。若迫之反，以应历阳，于中国大不利；盍即召之来，善抚慰之，授之显爵，以彰朝廷宽仁、陛下智慧？使权离会，东南可安矣。”
其实请求入觐的非止孙权一个。还有驻军琅邪的臧霸臧宣高。孙权是因虞翻之劝，看清楚了形势。知道造反没有好果子吃，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也为了保证孙氏家族不彻底覆灭，这才捏着鼻子走出了最后一步；臧霸则不同，他压根儿就没有造反之意。
臧宣高这人没有什么野心，只是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舍不得放弃而已。关东乱起，曹冲派人来联络，孙康、孙观兄弟和尹礼等劝说臧霸不听，竟私自率部西去，以合曹植等。臧霸这下子可真吓着了，整天跟衙署里转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朝廷派扶风太守王雄族侄、琅邪人王祥前往莒城，游说臧霸，原意王氏乃琅邪郡内数一数二的地头蛇，设或臧霸不从，便利用宗族势力尝试驱逐之。谁料王祥才见臧霸，堂堂臧宣高便放声大哭，说：“霸实无二心也。孙康等叛，本欲自缚阙下请罪，又虑霸去而卒伍乱，若使海、徐动荡，则百死莫赎此罪矣！霸当何如？休徵教我。”
王祥说：“将军功高，先帝命之以镇海、徐，合当悬图云台矣。若不即入都请罪，诚恐晚节不保，为万世所笑。今当从祥归——卒伍果无人可托付耶？”
臧霸说我想不到什么合适的人——我手下兵马，跟孙康他们带走的本为一体，就怕我这一走，别人未必镇得住，他们全都会受孙康等人的蛊惑而从贼啊。王祥筹思少顷，试探道：“若将军不以祥驽钝，请为镇军。”
臧霸大喜——其实他才不在乎海、徐是不是动乱呢，在乎的是海、徐之乱会不会加重自己的罪愆，如今既然有人愿意顶锅，那还是赶紧溜走为妙啊——便即将兵权交于王祥，自己携带家眷北上，从青州绕个圈儿，直奔洛阳而去。
王祥得获兵权后第一件事，便是把王氏族人勇健者安插为校，随即将各部分离，散布于东安、东莞、阳都、海曲等县。其中自然难免有人作乱，好在规模都不甚大，王休徵领着王氏族人逐一征讨，很快就把局势给稳定了下来——不过王氏之霸于琅邪，进而为关东第一显姓，亦由此为发端。
臧霸、孙权先后入京，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关东乱事的进一步扩大。是勋即请圣旨，赦免二人之罪，并加臧霸前将军衔，加孙权太中大夫衔，同拜为乡侯——属于曹魏异姓爵位的第二级——至于实权，当然不能再给他们留下啦。
臧霸途近，而且一见着王祥就立刻启程了，孙权路远，还先让虞翻去打了一回前站，来去耽搁，等进入洛阳城，已经是仲夏五月间事了。这时候关东乱事也临近了彻底镇定之时。
乐进攻鄄城，曹植等挥师来救，旋被团团围困于城中。曹子建困坐愁城，整日饮酒大醉，然后戟指痛骂：“子桓杀我！”最终为其门客、彛鹑送豕鬯保⒏坎芸且阅赏跏Α�
至于南线，于禁、夏侯尚先后摧破蒋钦、陈武、朱据等，并王昶所率安丰藩兵，合围曹冲于历阳。其实仗打得不甚漂亮，夏侯尚甚至一度遭到蒋钦的突袭，差点儿连小命都搭进去了。好在反乱各部兵力都极薄弱，多不过数千人而已，又为诸葛亮设谋，使分割包围，遂被逐一剿灭——蒋钦、陈武奋战而死，朱据被俘，押赴洛阳斩首。
曹冲见事不协，一度想要突出历阳城，从牛渚渡江逃往丹扬，然而鲁子敬受命还师，先使丁奉率快舟二十条直下芜湖，正好拦住了曹冲。曹冲渡江不利，被迫退返历阳，眼瞧着被剿灭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再说曹植既死，鄄城克复，曹植二子——曹苗、曹志——尚在冲龄，即为王观所缚，与曹楷一起送到乐进军中。乐进早就得着了曹洪的关照，说：“彼皆天家骨血，死生唯天子可断，慎勿折辱，使先帝于地下亦不得安寝也。”所以乐文谦好生接待——反正就三个孩子嘛，只要彻底隔离，也不怕他们闹出什么事儿来——也不戴枷，也不上桎，直接推上安车，就派人押送去了洛阳。
曹髦以问群臣，该当如何处置？群臣皆以为谋逆大罪，本当车裂，且夷三族，因为天家骨血，乃可降一等裁断：曹楷就应大辟，曹苗、曹志应当瘐死——横死狱中，其实是赐其自尽——二王妻妾等，并当入官为奴。
曹髦颔首，便待下旨，突然间是勋在班列中长叹一声，凄然道：“哀哉，人之为人，难矣哉！”曹髦不禁皱眉，就问：“令公何所思而叹耶？”是勋起身拱手，沉着应答：“臣因思人生在世，抉择实多，未识当从圣人之教耶，当从律法所限耶？故此而叹。”
曹髦说这还用想吗？“圣人传天道于君，君乃制国法于时，法若不合圣人之言，乃当权也。若法刻细，不通情理，则与秦政何异？”
是勋说那就是喽——“三族之诛，周礼所无，肇始于秦，为商鞅设连坐之法，一人触律，家族亲戚不告者，同罪。是以苗、志之罪，在未能发其亲过，并出告也。然且不论彼尚年幼，未识善恶，即成年矣，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若即刑之，是违圣人之言，且示天下，孝乃当死，不孝或可全身也，不亦谬欤？”
《论语》中有记载，叶公曾经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的家乡有个人很正直，他老爹偷了羊，他出面指证了老爹。然而孔子却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家乡的所谓正直，与你们不同，要父亲帮助儿子遮掩过错，儿子帮助父亲遮掩过错，这才叫做正直哪。
所以是勋说了，如今曹苗、曹志之罪，是因为没有告发老爹曹植，所以按照夷三族之罪，他们也都逃不了。可是先不说这俩孩子年纪都小，压根儿不懂得好赖，就算他们已经成年了，若从圣人之言，就该为父亲隐瞒罪过啊。那么人生在世，究竟应该听从圣人的教诲呢？还是应该遵从法律的约束？当法律和孝道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何去何从？
其实是勋挺不赞成孔子那番话的，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一直缺乏法制传统、法律精神，都是由儒家这种“情大于法”的思想泛滥所造成的。当然不能否认，孔子有其时代局限性，他那会儿一心恢复周代贵族社会，用礼来约束贵族，用法来制约“小人”，当然不愿意法制渗透入社会各阶层，进而判断所有案件。法家就当这种话是放屁，可是冷冰冰的秦法完全不考虑案件实情，只知道机械执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令人齿冷。
汉因秦法，只是删其繁琐罢了，基本上还是秦朝那一套。其后儒家上台，把更多的人情带入了司法过程，但并没有据此彻底修订法律法规，所以董仲舒才有“春秋断狱”——以儒家礼教为指导思想，在具体案例上乃可以推翻机械的法律条文。
是勋的灵魂来自后世，法律观念比这年月绝大多数儒生都要鲜明，本不愿以情坏法——即便那是恶法，也应当先尝试修改，而不是直接加以破坏——但他更受不了一人犯罪、亲戚连坐那一套。活生生的人命就摆在面前，几个孩子有多大罪过，竟要受连累而死？
正因如此，他才捏着鼻子白扯一段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话，刻意要为曹苗等人脱罪……（未完待续。）
第十七章、延年按剑
是勋既受曹洪所托，以是在朝堂上侃侃而谈，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族诛之法乃秦代遗毒，大违儒家“亲亲相隐”的孝道原则，应该将之从刑律中剔除出去。他不便彻底否定封建时代的“连坐”原则，但请求一人犯罪，只坐一家，并且其亲人应该罪减一等，不当诛杀。
其二，曹楷年纪还小，曹苗、曹志亦然，还不具备完善的心志，不能跟成年人等同处理，起码你应该留他们一条活命，这才能彰显天子和朝廷的仁德——“汉以孝治天下，故天子之谥，每加‘孝’字也。然孝本为仁之体，以仁心待亲，是谓孝矣；仁为孝之延，斯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我朝当以仁治天下，推爱心，广恕道，自然黎庶安乐，社稷永固。”
曹髦天性淳厚，闻言不禁点头，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免三曹之死罪，皆贬为庶民，暂圈禁之，至于二王妻妾，有子者从子而居，无子者没为官奴，罚为掖庭苦役，但令有司不得无故折辱之。
鄄城王曹植谋逆，其人虽死，亦自宗牒中削名，并除封国。任城王曹楷年纪尚幼，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国家，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也就是曹髦的同父异母大哥——出继为彰子，仍守任城国。
是勋随即请奏：“此皆陛下之恩德也。然法自秦设，汉因陈之，本不合乎当世，先帝在时，即每欲删改之，以成《魏律》……”曹髦点点头：“此中书之事也。令公可自为之，奏朕颁行。”那你就组织人手去编写新的法律法规吧。
是勋闻言，略略一愣，赶紧说我中书台属员不足，事烦人少，请求陛下允准。扩大办事机构，增添办事人员。
他本是个不究细务之人，跟诸葛孔明完全走两个极端。名为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