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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代化”在这两个国家已经产生了影响。
如果从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讲，老挝与柬埔寨是东南亚地区排名第一与第二的劳动力输出大国。
到二零二九年，有一百八十万老挝人出国务工，柬埔寨则为三百七十万。
这些出国务工者中，主要前往中国、泰国与马来西亚，其中在中国工作的老挝人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柬埔寨人则多达二百八十万。这些外来务工者，主要从事一些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比如建筑、环卫、家政等等。根据中国公布的统计数据，在广东与广西两省从事家政服务的老挝与柬埔寨人就多达一百六十万，大部分是年轻女性，而从事建筑业的有一百二十万，以年轻男性为主。
这些人，每年为老挝与柬埔寨提供了近一千亿元的外汇收入。
与外汇同时回流的，还有他们寄回家的各种现代化生活用品，特别是家电，以及更加广阔的见识。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也有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动力。
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他们也不会背井离乡，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工作与生活。
事实上，这些出国务工者中，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国外。
一方面，在适应了国外的生活之后，他们很难重新回归以往的生活方式。二是接纳他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在这方面，中国的需求最为突出。
虽然早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傅秀波就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整，为民营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愈发严重。
到二零三零年，中国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
别的不说，二零二九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国民可支配收入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十七，而中国的社会劳动力所占比例比美国低了二十三个百分点，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美国严重得多。
严格说来，美国没有老龄化问题。
通过吸收外来移民，美国一直保持着较为合理的人口结构，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
相对而言，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虽然在二零二零年，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单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而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三胎，国家还出台了一些鼓励性政策，比如为生育第三胎的独生子女夫妇提供相当于当地人均收入百分之八十的抚育金，并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雇佣再就业的全职家长。教育方面的鼓励性政策更加显著，即非独生子女都能获得由政府提供的教育补助。但是这些政策要见效，需要足够的时间，至少需要两代人，才能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
可以说，像牧浩洋与陆雯这种养育三个孩子的家庭，在中国并不多见。
短期内，中国需要吸收外来移民，特别是轻壮年移民，补充缺失的劳动力。
首先涌入的是来自朝鲜的移民，到二零二五年，长期在中国工作与生活的朝鲜人已经达到五百六十万。紧接着，东南亚贫穷国家的劳动力开始进入中国，到二零二九年，规模已经超过一千万。
在这其中，不乏越南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民间交往，已经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绑在了一起，让老挝与柬埔寨这类与中国本来就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获益匪浅，也让它们在基本政策上，更加倾向于中国。
只是，一味输出劳动力，无法帮助国家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让所有人获益。
过分输出劳动力，还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量侨汇已经扭曲了老挝与柬埔寨的国内物价，大幅度提高了生活成本，使穷人变得更穷。
只有通过自身发展，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杜小蕾在这个时候访问金边与万象，提出帮助老挝与柬埔寨实现现代化，自然不会遭到拒绝。
第十一章经济围剿
第十一章经济围剿
如果世界大一统，经济发展就是主旋律。
可惜的是，世界没有大一统，所以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时候，还得想方设法的保护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万象与金边，杜小蕾都提到了国防问题。
这件事没有让她费神，因为老挝与柬埔寨当局也明确提出，建立经济共同体完全符合其国家利益，但是中国也应该提供相应的国防援助，帮助两国建立一支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
只是，杜小蕾没有给出直接答复。
按照她的说法，帮助老挝与柬埔寨实现军事现代化不是什么难事，中国有这个能力，只是在经济发展时期，军事现代化必然侵占社会资源，拖累经济发展，所以更理想的解决方式是直接提供安全保障。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与中国签署同盟条约。
这下，牧浩洋有事可做了。
三月十七日，牧浩洋以中国军方代表的身份，随同杜小蕾飞赴万象，与老挝进行军事领域的交流。
同去的，还有一支由黄峙博安排的军事顾问团。
一周之后，牧浩洋把军事顾问团的评估报告递交给了老挝国家领导人。
在这份报告中，明确了一个重点，即在不影响经济建设的情况下，老挝应该把国防力量稳定在三万人以下，而且军费开支不益超过五十亿元。在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之后，老挝最多需要一支五万人的国防军。如果与中国同盟，还能把兵力削减四成。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在五年之内帮助老挝实现军事现代化，打造出一支精干的国防力量，确保老挝有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基本利益。
老挝要做的，只是与中国签署同盟条约，开放几处军事基地。
第二天，杜小蕾拜会了老挝国家领导人，正式提出租借军事基地的要求，并且开出了对方无法拒绝的条件。
当然，这份租借协议，也是由牧浩洋起草的。
按照这份协议，中国将以每年两亿元的租金，租用华潘省、甘蒙省与塞公省的三处军事基地。租金不会直接支付给老挝当局，而是以军事援助的方式兑现。方式很简单：中国每年为老挝提供组建一个独立旅所需的全部装备，并且提供军事培训，资助一百五十名军官前往中国进行深造。在五年之后，也就是老挝的军事现代化完成后，中国则以贸易补偿的方式支付租借费用。
对老挝来说，这绝对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要知道，即便从中国采购二手装备，组建一个兵力在三千左右的独立旅，也需要十亿元人民币。至于军事培训、以及派遣军官出国深造，花费更加高昂。一百五十名军官，在中国学习一年的费用就高达数千万元。
至于贸易补偿，更加有诱惑力。
当然，谈判没有这么轻松，老挝当局提出了一个附加条款：中国提供无息贷款，帮助老挝修建基础设施。
相对而言，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要知道，老挝是整个东南亚地区，除了文莱与东帝汶这两个弹丸小国之外，唯一没有铁路的国家。
可以说，老挝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连公路的通车里程都不到五千公里。
要想帮助老挝走出贫困落后的局面，就得大搞基础建设，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在这方面最有经验的国家。
关键就是，有没有必要为老挝提供无息贷款。
在这件事情上，杜小蕾没有决策权，所以没有立即给出答案，只是承诺汇报情况，并且尽快给予答复。
离开万象后，两人又去了金边，以同样的方式向柬埔寨开出了结盟条件。
与老挝一样，柬埔寨当局最重视的仍然是经济援助，即只有中国给予经济援助，才会考虑与中国结盟。
四月初，两人回到北京。
虽然老挝与柬埔寨的要求稍嫌过分，但是黎平寇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四月二十日，黎平寇应老挝领导人邀请，对万象进行了正式访问。
两天后，黎平寇与老挝领导人签署了《中老同盟条约》。
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军事同盟条约，而是覆盖了政治、外交、军事与经济等领域的全方位的同盟条约。
在这份同盟条约中，中国承诺给予老挝国家安全保障。
说得直接一点，在老挝遭到军事入侵的时候，中国有义务出兵作战，并且有义务帮助老挝捍卫国家利益。
政治上，老挝承诺奉行倚靠中国的单边政策。
如此一来，在外交上，老挝自然得与中国合作。
最重要的，还是在经济层面上。
虽然黎平寇没有答应为老挝提供无息贷款，但是承诺在今后二十年内，每年提供一百五十亿元的人民币贷款，并且为老挝提供国家担保。说得直接一点，中国政府作为老挝的担保人，帮助老挝获取建设所需资金。提供资金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的金融企业，特别是热衷于对外业务的私人银行。
从经济上讲，中国没有吃亏。
虽然由中国的私人银行提供资金，但是老挝没有工业基础，甚至连农业基础都不够健全与完备。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老挝需要外来援助，比如需要来自中国的工程公司修建基础设施，也需要来自中国的企业兴建工业设施。如此一来，中国私人银行提供的贷款，最终将支付给中国的民间企业。
当然，老挝也没有吃亏。
通过合作，老挝能够得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完成工业化进程，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等等。
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老挝的政府税收将大幅度增加，从而偿还贷款。
这份同盟条约，被看做是中国进军东南亚的标志**件。
四月二十七日，黎平寇到达金边，与柬埔寨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中柬同盟条约》。
与《中老同盟条约》类似，《中柬同盟条约》的核心也在经济领域，即中国在提供了军事援助之后，柬埔寨将在政治与外交上奉行单边政策，从而获得来自中国的全面援助，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
因为人口是老挝的二点五倍，而且已有一些工业基础，所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