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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计算天策八年那场几乎对经济没有很大影响的洛阳战争，河北、山东可以说已经和平了三年，第一年的免税令让百姓缓过了一口气。接下来连续两年的和平发展，更让百姓家中有了一点积蓄。而原本的西枢那边，也积了三四年的收成，所以天策大唐在粮食方面已经没有很大的问题。
随着商路的开通、海贸的繁荣，光是燕京新城、天津新城那有限商业地皮的放出，就为大唐政府回笼了巨额的资金，天津、登州两个港口，更是源源不绝地输送着关税，更别说内河的关卡厘金，更是一笔巨大的收入，所以郑渭接掌整个政府，在和平东西两枢时，财政上也是相对宽松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事，原本东枢西枢各有一套人马，许多部门功能上几乎完全重叠，只是在地域管理上划成两块，如今要将两班人马整顿成一班，这里头就要花费郑渭很大的精力与智慧。
权力这东西，放下去容易，要收回来就难了，任谁拿到了手都不肯放开的，当初设立东枢，原是为了应对快速扩大的疆域而采取的便宜行事，按理说西枢才是真正的中枢，但这两年张迈长期呆在东面，靠近权力源头的东枢自然权力日重，隐隐已有喧宾夺主之势，如今张迈忽然又跑了，把摊子丢给掌握政务总理大印的郑渭，形势又反了过来。
两枢合并虽是大势所趋，但也不得不因此而面对历史遗留问题。这期间不免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自是那些仍然保留正职的，愁的却是那些成了副手或者外放的，就连范质其实也不大习惯。
两枢调整带来的负面效应，再加上张迈西巡事件，两相搀和，便为天策十年本应无比光明的政治环境，蒙上了一层灰霾。一些流言不知道从哪些角落里窜了出来，很快就引得燕京议论纷纷，余波所及影响到了整个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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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张迈却都不知道，他的人已经到了邺都。
这次西巡，他带的人马真是不少，中军是陌刀战斧阵五千人，左边是龙骧铁铠军一万人，右边是鹰扬铁骑一万人，前面是卫飞所率领的三千骑射为前锋，后面是马呼蒙率领的汗血骑兵团三千人继之，此外还有九千其他人马，共计四万人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南下。这个规模，简直是精锐大出，和上次征讨洛阳相比，也就少了几十万民夫而已。
也亏是张迈一路上没有干出类似于丝绸铺路的铺张浪费，否则隋炀帝第二的名号肯定是跑不了的了。
饶是如此，士林也是无比担心。张迈在这次事情上的独断专行。让许多人看到了隋炀帝的影子——想当年，杨广那可是多么的英明神武，论功业，现在的张迈只怕还有比不上隋炀帝的地方，论国势，今日的新唐也还及不上隋炀帝的全盛时期。那时候也是天下宾服，那时候也是四夷来朝，那时候国君也是不顾劝谏远行西域，然后再征高丽，当国力耗尽后，国事崩坏遂一发不可收拾！
幸好张迈并未扰民，也并未铺张浪费，沿途各地也只需要提供粮草而已，以现在天策大唐的财政状况并不吃力。
大军行进于官道上。日则行军，夜则安营，不得外出，违令者斩！只有在邺都、郑州、洛阳三地才停留三日，许士兵轮流出营放松一下神经。
兵马开到潼关，关中一下子紧张起来，长安城的方向兵马调动得很明显，刘知远分明认为张迈是要来讨伐他的——甚至天下人都认为应该如此。
结果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张迈竟然没有！
四万大军过了潼关之后，便大摇大摆从渭北走了过去。
张迈在耀州见了慕容春华。又在凤翔见了郭威，检阅了两人的部队，然后又沿途西行，然后到了秦州，停住三日，经过兰州。再停三日，终于到了凉州。
大军抵达凉州时，满城男女老幼互相扶携，几乎是倾城而出地在张允文的率领下，来迎接他们的元帅！
所有人眼中都含着热泪。张迈也是感慨无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凉州就变成了他的“老家”了，尽管风起于西域，但所有安西旧部却都在这里扎根了啊！
到了这里，不只是他，安西的故人们哪怕已经把家业迁往燕京的，也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他在下令全军，轮流解散，张迈也在这里停驻了下来，和张允文一起陪伴着卧病的福安公主。
六月初二，本来要继续前行的，考虑到盛暑炎炎，福安公主的病情又有反复，张迈便下令等天气转凉以后再继续赶路。
一直到七月底，秋风起时，西巡队伍才又重新出发，一路迤逦，过甘、肃、瓜、沙，在敦煌又停留了半个多月。
这时候的沙州，在迁出大量人口之后，这个地区反而没有当初那么繁荣了，然而也因此有了一份难得的平静。
于阗国主李圣天听说张迈来了，亲自赶来朝见，这一天正是八月十五。当初天策与于阗乃是盟友关系，但如今李圣天身为老丈人，见到张迈也都自称臣属了。
翁婿两人欢聚了十日后，李圣天辞别，跟着张迈继续西行，走的是天山南路，在伊州见过了安守敬，然后继续一路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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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迈的西巡队伍过了玉门关之后，流言就像杂草一样疯狂地长了起来，今天有人说张龙骧在丝路遇刺了，明年有人说张龙骧在河西病倒了，再过两天又说西域出了瘟疫。
总而言之什么样子的流言都有。
曹元忠察觉到流言的源头，一部分似乎与在选官中落选的石晋旧官有关，又有一部分可能与境外势力脱不了干系，而那些近来不得志之辈则乐于传谣，但他管的是枢密院军务，没法到坊间捉人，便行了文书，邀政府学府连同监察台廷议。
郑渭东来后，燕京的中枢系统越发完善，政府方面，有郑渭总领政务院，下面张毅范质李沼三个执政，个个位高权重，处于强势地位。
枢密院这边，因为统兵权重，所以按照规制需由一名通军事的文官掌院，不得由功勋卓著的武帅出任，所以天策尽管军威无敌、名将云集，枢密使一职却是空缺，只有两个在军方处于边缘地位的副枢密使，在声势上完全无法与郑渭抗衡。
翰林院这边除了冯道之外，还多了一位武学士丁寒山、一位商学士奈布、一位法学士张中策——这是张迈临走之前加进来的。其中奈布是胡汉混血且汉家血统已经很少的大商人，那个张中策于士林之中名不见经传，却是在凉州地区最早的一批老资格法官，有将近十年的执法经历，为人中正，断案严明。甚得地方上父老的尊敬。
张中策也就算了，虽然并无文名，听说做法官之前毕竟还是读书人，草圣张芝派下子孙，中原士林勉强也还能够接受。但对于武人和商人进入翰林院，燕京士林当初的反应就极其激烈。认为这是有辱斯文，冯道也颇有微词，但张迈却不管他们的反对，并且对冯道说了自己的规划：在未来翰林院除了掌院大学士之外，下面将设各科学士以备顾问，每科一到二名，备问文化的文学士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者不但包括涉及军事的武学士，还有涉及法律的法学士。涉及工业的工学士，涉及商业的商学士，涉及农业的农学士，涉及数学的数学士，涉及医疗的医学士，涉及格物的格物学士等等。
作为学术顶层的翰林院如此分科，作为正在建设的各级学校也是如此。学校用以培养人才，科考用于遴选人才。冯道这才知道，张迈所要建立的科举取士。再也与过去偏重诗词、文章、策论的科举不同了，科举科举，竟是真正要分科举士了——其实这倒是“科举”的本义了，隋之科举就包括“才堪将略”（军事）和“膂力骄壮”（武术），唐之科举更包括明法（法律）、明算（数学），只不过后来的发展中各科偏废。让明经、进士两科为世所重，最后更是进士科独大，“分科举士”变成“进士举士”，这才遗祸天下。
作为当代屈指可数的大学者，冯道自然明白科举的这种演变轨迹。知道张迈的这个决定从某种意义上乃是“复古”，但于复古之中又有所推进创新，所以也就没有激烈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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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策十年秋，曹元忠无意间发起的这次廷议，是廷议规制定下来后，天策大唐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廷议，廷议连座位也是有礼制规划的——政务院的人坐在正东，枢密院的人坐在正西，翰林院的人在东北，监察台的人在西北，南面是留给纠评台系统的，这次没有参与，正北方有个宝座是给天子留着的，这时也空着。
东木位掌生，西金位掌杀，君在北，民在南，君之两侧为协肋，华夏文化博大精深，通常光座位就将几方面的政治地位也表明了。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政务院四重臣，枢密院两位副枢密使，翰林院的掌院大学士与三位议政学士，以及监察台的都御使魏仁溥。会议中有四个主位，天子位、万民位和大司马位都空着，宰相位上的郑渭就成了这次廷议的主席。翰林院是顾问系统，监察台是监察系统，都是附属。
少司马位上的曹元忠作为发起人就说了近来之事，希望各方出力，将流言压下去。
“压？怎么压？”
说话的是执政位上的李沼，他十分敏感，这次的事情他也不是不知道，但如果动手，牵连得最多的必是河北士林，所以他不愿意此事扩大。在免税令事件中他在后期虽然果断地站在了张迈这一方，但并不意味着他背叛了河北士林，相反那次事件只是河北士林的一次洗牌，不识时务者因之沦落，识时务者趁势而起，成为了河北士林新的主宰，而李沼也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曹元忠道：“这次谣言的背后，有境外势力的介入，我的意思是追踪寻源，将可疑的人监控起来。”
李沼道：“有实证没？”
曹元忠皱了皱眉头：“流言这东西，来无影去无踪，我们也只能靠着各种推断来测定而已。但什么人忠，什么人奸，就算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