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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口的地理形势有关。大沽口外有一道拦江沙，英法的大型舰船根本无法通过，而能够通过的小型船只，又何能抵挡4个炮台的强大炮火呢？
谭廷襄根本不知道，英法联军此次前来共有26艘船舰，其中有近20艘小型蒸汽炮艇，完全是为实施大沽口的内河作战，而专门准备的。10点刚过，英法军队立即进攻。英国炮艇纳姆罗号和法国炮艇龙骑兵号，向南岸攻击；英国鸬鹚号和法国霰弹号等炮艇，向北岸攻击。清军顽强应战，但双方的火炮差距，在实战中高下立见。
谭廷襄在奏折中称：我方“万斤之炮，轰击其船板，只留下一两个孔。而北炮台三合土顶被轰揭去，南炮台塌卸小半，炮墙无不碎裂，我之大炮不及其劲捷，船炮两面齐放，不能躲避”。炮战仅一个多小时，北炮台被联军炮火摧毁，南炮台虽然未失手，但已经无力阻挡两国联军进入白河口。英法两军进而攻击天津城，幸被僧格林沁拼死挡住，两国军队阻于天津城下，如此方才没有全然丢了僧格林沁在中原打出来的赫赫威名。
一时间京畿震动，道光年间旧事又要重现眼前了。
第147章 天津条约（四）
接到大沽口失守的消息，杏贞恰好在碧桐书院里面搂着大阿哥，平静悠闲地看着安茜和帆儿并几个小宫女在给大阿哥缝制夏天盖得芦花被子，听到了前来报信的如意惶恐的声音，杏贞叹了口气，让陈胜文带着大阿哥下去午睡，站了起来，“本宫知道了，皇上在叫起见军机？若是皇上宣召，本宫再去吧。”打发了如意，杏贞吩咐安德海，“拿本宫的凤印，出园子，让德龄过来，本宫有事儿吩咐他！”吩咐帆儿，“你送一封信去承恩公府！”众人纷纷领命而去，杏贞低头看那个缝了一半的淡紫色蜀锦麒麟童子锦被，叹了口气。
这样清闲的日子估计以后再也没了。
“可笑可笑！”咸丰皇帝睁着通红的眼睛，愤怒地在勤政殿里面来回踱步，“这谭廷襄无用，居然羁绊不住洋人；僧格林沁更是无用，炮台已经交给他三个月，还是如此无能，挡不住洋人的军船！传旨，谭廷襄革职充军，剥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降为郡王！”说完了对两个大臣的处置，皇帝平复了些心情，对着整齐地伏在金砖上的军机大臣们喝道：“眼下该怎么办？彭蕴章你先说！”
彭蕴章先是用力地磕了个头，“请皇上息怒，保重龙体为上。”咸丰皇帝的鼻息重了起来，彭蕴章连忙又开口，“微臣以为，如今洋人势大，还是以保全为上，可派一名善于洋务之人前往天津，看看洋人那些条款，若是不损天朝国体，答应了他们也可见中国气度。”
柏葰、穆荫、杜翰、匡源一干军机大臣俯首表示同意领班军机的意见，诸王大臣也是无谓，皆是俯首称是，只有肃顺矫然不群，昂然挺立，大声地说道：
“皇上，切不可贸然行安抚之事！”
“哦？雨亭，你是个什么意思？”咸丰皇帝挑了挑眉毛，盯着肃顺，热切地开口道。
“奴才以为，这洋人不远万里而来，定然是图谋深远，单单从公使驻京这事儿看来，其心可诛！”
古代中国乃一泱泱大国，是以儒家思想学说立国治国的。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仪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是今人所不能想像的，而外国使臣觐见皇帝所行的跪拜之礼，在历代都被统治者所重视。
因为它表示着藩属臣邦对中国天子的诚意。简言之，中国的传统外交就是让夷狄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被费正清先生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
外国来进贡的那些使臣给中国皇帝磕头，就会受到礼遇和赏赐；不磕头，就会受到慢待甚至被驱逐。渤泥国王（今天的文莱一带）来华朝见明成祖朱棣时就首先按照中国的礼仪制度规矩的行跪拜之礼，而后才能致辞。
其后明成祖对这位渤泥国王有如下观感：“朕观其谈吐文雅，体貌恭顺，举止合乎礼教，可见他已摆脱了蛮夷习俗……渤泥国王这样率领妻儿、兄弟、亲戚和陪臣。一起跪拜于陛阶之下，却还不曾有过。这位国王精诚所致，可谓之于神明。”
于是乎永乐大帝也赐予渤泥国王以公侯规格的礼遇和丰厚的赏赐。而就是这种跪拜之礼，发展到了清代更是有所加强。清代把觐见皇帝规定的礼仪叩头次数增加了三倍，即三跪九叩之礼。
只有行这种大礼，也只有这一种礼仪，才能够尽到藩属臣邦对中国天子表示敬意的本分，1793年马戈尔尼率团访华，要求觐见乾隆皇帝，但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帝在得知他这一态度后，谕令办理接待事务的大臣用下述理由来开道对方：“凡是四方藩封之国，前来天朝进贡和观光者，不但陪臣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是该国的国王亲自来朝，也必须躬行此礼……如尔等拘泥本俗，不行此礼，那就不能表示尔国王谴派尔等航海远来输诚归顺的诚意。不仅各藩属国使臣讥笑尔等不懂天朝礼仪，恐怕我朝官员也不会允许。”
最终因马戈尔尼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双方不欢而散。乾隆帝降旨令其早日出境。当然马戈尔尼的此行目的也没有达到，更不用说是受到像渤泥国王那样的公侯规格的礼遇和丰厚的赏赐了。
咸丰帝饱读史书和儒家经典，当然知道这些，更明白三跪九叩之礼是清朝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唯一礼仪。在他眼中，礼代表着上下等级秩序，是自己统治的标志，如果没有了礼，就连自己皇帝这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都无法解释。礼在咸丰帝心中的地位是我们今人所无法想像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诗经》中的这句话实际上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而天下是“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和这一分野之外的夷狄共同构成的。华夏人处于天下的中心，相对于四周的蛮夷来说，他们便是“中国”，中国的皇帝们也便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说文解字》称“夏者，中国之人也。”
正是华夏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的明确阐释。而四周那些不曾开化的部族，依其与中国的方位关系，则被称为北狄、东夷、南蛮、西戎。这样就形成了华夷国际秩序。而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严格按照三纲五常所要求的君臣关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千百年来，中国的皇帝们，甚至是庶民百姓都把这种等级性的华夷国际秩序视为天经地义的。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是古代中国人所不曾梦想到过的。宋人石介在《中国论》中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传统中国人对华夷秩序的信念是何等的明确和坚定。因而，中国与外邦诸国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以尊临卑”的关系，而没有其他第二中选择。
这种华夷国际秩序到了清朝又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对于像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清朝在官方文书中称为“夷”，如英法美各国分别被称为“英夷”、“佛夷”、“米夷”。根据传统的这种华夷国际秩序，在对外关系上，清朝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当然不会承认像英法美这样的国家和自己有平等的地位。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就是管理像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因为在清朝皇帝眼里，这些国家只不过是藩部的延伸。鸦片战争失败后，原来的中外格局已经破坏，但道光帝只做了一些修补：以两广总督兼任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来与外国人打交道。总之是依然在坚信和维护着这种不平等的华夷国际秩序。
现今这些夷酋提出公使驻京这一要求，定是“意存叵测”因为在咸丰帝所读的史书、经典中，根本没有像西方这样的常驻使节。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常住在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咸丰帝心中明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自己是一败涂地，这西方的常驻使节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后者身份，这样推理下来，他们只能是敌国派来的钦差。“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又受挟制。”咸丰帝甚是担心。但事与愿违，咸丰帝越是不准公使驻京，英法就越要求驻京，这更加剧了咸丰帝的疑心。最后被逼无奈，在臣子奏折上朱批到：“若必欲公使驻京，则俄国成例惧在，但能派学生留驻，不能有钦差名目……听中国约束，专令学习技艺，不得与闻公事。”
一切理由全在其中，因为按照咸丰帝的理解，这些西方的常驻使节是敌国派来专门监视自己的钦差，是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拆迁民居、建立高楼、部署各类武器的。总之是如同太上皇，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也将沦为外夷监守，自己也将变成历史上的第二个石敬瑭，成为儿皇帝。自己作为大清朝的帝王，君临万国、抚有万邦，又怎能受这些夷酋“挟制”。如果允许公使驻京，受其挟制，这种事情若让那些臣子们录入史册，且不说有损咸丰帝自己的尊严和脸面，更是有损大清朝的体面。因而，在咸丰帝眼中，若准夷酋驻京，“贻患无穷，不如战。”
皇帝对着肃顺的观点深以为然，“确实在理，你继续讲来？”
“此外，洋人不远万里，早就供给不足，如今更是抛了他之长处，上岸来进攻天津，僧王若是腾出手来，八旗铁骑必然能扫清荡寇！”肃顺侃侃而谈，“若是如此，必然能将英夷法夷这等跳梁小丑斩于马下，更能彰显我天朝国威。”
皇帝大喜，点头表示赞赏肃顺的话，正欲开口的时候，外头的杨庆喜又奉进了折子，“皇上，天津那边八百里加急的折子。”
“快拿上来！”皇帝接过了杨庆喜手里的折子，打开一看，脸刷的变得苍白无比，身子一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