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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近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修建的统万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统万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和在一起夯筑而成，虽为土城，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传说负责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将军要求非常严格，近乎残酷，修建好的城墙，他命人以铁锥检验，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工匠杀死，填尸于墙内。在这种疯狂的高压政策下，历时六年修建而成的统万城，建筑质量奇好，“其坚可以砺刀斧”，完全可以和现代水泥相媲美。
不幸的是，这座城目前正在拓跋氏手中。而李曜所需要坚守的神木寨，只是折家以其微薄的能力打造的一座山间小土城。
当然，统万城只是特别的个例，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度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厚度，其抗击打能力，足以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起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壕，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
不过，土城也有土城的好处，那就是容易修补。譬如当初安史之乱，李光弼镇守太原时，叛将史思明的大军将至，如果要对方圆40里的太原城进行加固肯定是来不及的，于是他一边率领军民在城外挖掘壕沟，一边命人将挖掘的壕土做成几十万个土砖坯，命令用土坯修筑营垒，哪里被破坏，就用土坯补上。
李曜到达神木寨后，一边是安排那些迷惑性的动作，一边则是暗中对这座不算大的小城池进行改造。他的改造方案，都是有的放矢的，结合了他所知道的许多城池防御经验。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日登高瞭望，战时主将坐镇指挥，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马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
李曜便是按照这种方式对神木寨的城池设施进行改进的。这符合宋朝时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争能力，李曜在马面之上建有敌楼，可以屯兵和瞭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高点。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观察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从正面及左右两楼间三个方面的交叉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这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城墙四角的角台，他又命人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对其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其防御能力。规模小一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神木寨本是小城，但由于沿河五镇地处紧要位置，折家对其防御还是很下了工夫的，居然筑造了瓮城。
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是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如此，李曜在小小一个神木寨，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
其实一座城池的防御体系强大与否，除却城池的本身建设因素外，当然也与城址的地理选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中国古代城池的选址，历来讲究“风水”，抛开迷信的说辞不谈，借天时地利之便，依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说的“城有不可攻”的优越守势，自然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古代战争史上，宋元时期发生的两座城市保卫战：钓鱼城与襄阳城，就颇能说明问题。
李曜如今这座神木寨，与襄阳城相比从大小上自然完全没有可比性，就算比钓鱼城，也小了许多。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少设施在李曜的督工赶造之下，还是很快建成。至于地理位置，神木寨除了粮食的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