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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五百更在湖北荆门大破王仙芝五万人马，到了黄巢占长安，各路藩镇束手无策，又是李克用的鸦儿兵先破长安，又一路穷追不舍，终于把威名盖世的“大齐金统皇帝”置于死地。李克用十五岁便勇冠三军，被誉为“飞虎子”，他最擅长shè箭，曾经一箭shè穿两只大雕，还常常把缝衣针挂在树枝上，在百步外弯弓shè针，百发百中。
更关键的是他不但自己善战，手下还收养了许多壮士做义子，评书里说他有“十三太保”，其实足有上百人，其中最起码有十几号人是真有本事，能征惯战的将才。这样一支由强将统辖的异族强兵，就算天天高喊“拥护zhōngyāng”，皇帝也放心不下，何况他们时不时要闹些“高度自治”呢？
李克用呢，也的确早有那么点不规矩，他造唐朝皇帝的反，比黄巢进长安城还早了三年；后来虽然帮朝廷灭了黄巢，却不时搞个武装请愿，逼得皇帝两次躲到外地，甚至打败过皇帝的讨伐大军，把领头的大臣孙揆拿锯子锯作了两半。应该说，李克用一度拥有晚唐最强大的藩镇武力，有造反的野心和历史，所占据的河东易守难攻，有山河之险，西、北面都无劲敌，非常适宜进取，如果他头脑清楚些，手脚麻利些，也许大唐就真让他装进棺材给埋了。
但李克用却终于未能成功，败在了他最看不起的朱温手下。
李克用xìng格上的弱点的确坏了他的大事。
他虽然善战，却不善谋略，头一次造反造得毛毛糙糙，结果弄得众叛亲离，逃进沙漠，差点当一辈子“唐侨”；毫没来由得罪了朱温，却又大大咧咧赴人家的宴，还喝得烂醉夜不归宿，险些丢了xìng命；他很少打败仗，却总干赔本买卖，有时会兴师动众去支援遥远的盟友，白白消耗兵力；有时又莫名其妙得罪邻近藩镇，几乎让左邻右舍都反目成仇；他锯死孙揆固然过瘾，却让皇帝心里怕到发寒，宁肯躲到外地、甚至投奔狼子野心的朱温，也不肯和他凑合，结果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良机白白让给了这个冤家对头。
他有很好的根据地，却不懂得大生产，也不晓得勤俭节约，弄得经常为军费犯愁；他虽东征西讨，却毫无计划，结果胜仗打了不少，等那个朱温当了“大梁”皇帝，低头一划拉自己地盘，却几乎和十几年前没什么变化。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原本稳稳自摸的一把牌，被他扯了个十三不靠，虽然仗着底子硬抗揍，好歹保住了河东一亩三分地，但自己家族的皇帝梦，却因此被整整耽搁了一代人。
而此时，他似乎又要插手李存信的这件事了。
卷二开山军使第137章华夷之别
“李克用亲自插手了？”
王笉端坐主席，思索片刻，摆摆手，对传讯之人道：“某已知晓，你且去吧。”
下首一人拱手一礼，悄然退出。
王辩坐在下首席上，看了王笉一眼，问道：“姑nǎinǎi，既然李并帅已然亲自过问此事，以他的习惯，只怕此事便不会再交还晋阳县衙……”
王笉听了，并无表示，片刻之后忽然问道：“有一件事，某与诸位叔伯商议多次，往来信函之中，也曾数次论及。此事，我王家后辈们，也十分关心，多次辗转打听某等心意。今rì某便问你一句……我王家若是当真配合李并帅，在河东为他张势，你等如何看待？”
王辩眼前一亮，毫不犹豫道：“自然是好！”
王笉微微眯眼：“为何？”
王辩道：“李并帅兵雄天下，若得我王氏相助，文人景从，则其势必然大张，而我王氏有了李并帅之兵威，必然成为天下第一名门，此双方皆有好处，为何不好？”
王笉淡淡道：“你们便都不关心华夷之别么？”
王辩笑道：“李并帅虽是沙陀人，却也是归化人，一样是唐民，何来华夷之别？”
王笉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王辩说的，其实正是此时汉族士人对沙陀人的看法。汉族士人群体对于沙陀“夷狄”建立的政权，从一开始就予以认同并积极参与。史称唐末“丧乱之后，衣冠多逃难汾、晋间”；“昔武皇之树霸基，庄宗之开帝业，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图。故数君子者，或以书檄敏才，或以缙绅旧族，咸登贵士”。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消息。
到后唐、后晋、后汉王朝建立后，汉族士人更是积极投入到沙陀政权之中，组成蕃汉联合政权。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认同并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与他们对契丹政权所采取的“誓死守节，拒不仕‘夷’”；或“被迫仕‘夷’而心怀贰志”；或“采取隐居的形式，消极地不合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后唐翰林学士张砺，陷辽之后，感到“生不如死”，想方设法南逃，“誓死守节，拒不仕‘夷’”；儒士张希崇，陷辽后得到重用，“渐加宠信”，但这种不薄的待遇却未能使之安心，最终寻找机会杀死契丹将军，率众南归后唐；儒士刘昫在陷契丹后，中途逃跑，匿上谷大宁山中，与躲在这里的儒士们“结庐共处”，后出山投后唐、依后晋；后晋翰林学士李浣，晋亡后归辽，被授予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然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决意南逃，以治病为名，“异服夜出”。被抓住后，两次自杀。等等。
同样是“夷狄”建立的政权，为什么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呢？
唐末五代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采取不同的态度，首先与他们的国家观密切相关，而士人国家观的形成，又与唐朝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唐前期的民族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同历代中原王朝一样，唐王朝也将周边的民族或国家通称为“四夷”或“夷狄”、“蕃夷”等等。但是，同样是“夷狄”，xìng质却有所不同。《唐律》将蕃夷划分为“化外人”和“化内人”两种，化外人，“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显然他们不属于唐朝“国人”，是外国人；化内人，《唐律》没有解释，顾名思义，即“归化”或“归附”唐朝的周边各族，则应当属于唐国内的少数民族。唐朝对化内人，一般设羁縻府州进行管理。由于羁縻府州“叛服不常”，所以“化内”、“化外”往往是不很固定的，当其“臣服”之时，属于“化内人”；而当其“叛离”去后，便变成了“化外人”。
对于“化内人”，唐zhèngfǔ又根据其居住地点的不同，将他们区分为“在蕃”和“入附”两种。所谓“在蕃者”，即仍居住在原地者，随着他们的“归化”和羁縻府州的设置，这些地区也就纳入了唐朝的版图；“入附者”则是迁入唐朝境内者，唐一般设侨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唐玄宗开元五年曾下诏：“今诸蕃归降，sè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因此一般来说，唐王朝对于“在蕃者”的控制要松散一些，他们的“化外”sè彩也就多一些；而对于“入附者”的控制则要严密一些，他们的汉化sè彩也就更浓一些。
对于“入附者”，唐zhèngfǔ又根据其入附时间的长短而将他们区分为“熟户”（或称“旧户”）和“新降”。开元九年诏：“诸道军城，例管夷落。旧户久应淳熟，新降更伫绥怀。……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唐六典》中也明确规定：“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内附后所生子”，当然也属于“旧户”、“熟户”，可见他们已经成为“章程须依国法”的“王人”、“百姓”了，他们的汉化程度很高，有的已经“同华夏四乂”了。
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沙陀人就归附唐朝，成为“化内人”中的“在蕃者”。永徽四年（653），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羁縻府州xìng质的金满、沙陀都督府，隶属北庭都护府。之后，如上所述，790年沙陀人东迁至甘州，臣属于吐蕃，由“化内人”变成了“化外人”。元和三年（806），沙陀人又举族内迁，成为“化内人”中的“入附者”。李克用及其父亲朱邪赤心（李国昌）都属于“内附后所生子”，可见他们早已都是“章程须依国法”的“熟户”、“王人”、“百姓”了，是唐国内的少数民族。沙陀人从内迁以来，虽然保留着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但他们始终是作为唐朝的臣民。李克用祖父朱邪执宜在内附以后曾担任yīn山府兵马使、yīn山府都督等职务，这是属于羁縻府州xìng质的机构，如果说多少尚有一些“化外”sè彩的话，那么从他的父亲朱邪赤心（李国昌）先后担任的朔州、蔚州刺史和云中、振武节度使，到李克用本人担任的河东节度使，则已经完全没有了这种sè彩。所以，尽管李克用统治的核心和骨干由“沙陀三部落”和代北“五部之众”组成，时人甚至将“深目而胡须者”作为李克用河东军的特征，但李克用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大臣，河东节度使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政权，士人认可并参与这个政权，与他们认可并参与唐朝其他地方政权并无两样。
这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美国两党推举一名数代生活在美国且本人也在美国出生并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为总统候选人，美国人民是不会将这个华裔看做是中国人的，他们会认为此人完全有资格参加总统竞选。李克用在河东的xìng质，跟这个差不多，顶多是说有一部分人可能有“民族歧视”。但如同奥巴马身为黑人能成为美国总统一样，沙陀人虽然“民族地位不高”，但不影响他在有实力的情况下身居高位。
契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契丹与唐的联系要早于沙陀，早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唐就在契丹部落设置了辽州，贞观年间又相继设置了昌、师、带等州及松漠都督府，唐并赐予契丹酋长窟哥李唐“国姓”。之后，唐又一再嫁公主与契丹酋长，一部分契丹部落也内迁至营州、幽州一带，甚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