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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而朱温对周边藩镇的策略即为：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联合、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削弱对手实力，增强自身实力。这不是李曜空口说白话，是有几个典型事例的。
所以说朱温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与黄巢、秦宗权势力不同。黄、秦与唐廷、藩镇为敌，使自身陷入不利局面。朱温一方面“忠顺”于唐廷，避免了在唐廷诏令下被诸藩围剿的局面，又便于吸纳人才。另一方面朱温善于处理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的策略战胜对手，使自身实力渐趋强大。李曜忽然想到，这种潜龙在渊时的忍耐手段，正是和之前贯休老和尚跟自己所说那番话一个意思，朱温有这等手段，也是黄巢、秦宗权两大势力所不及之处。莫非先前贯休和尚说这番话之时，也包含了什么别的意思？
李曜摇摇头，他不愿意太过神神道道，没准人家只是讲经说法之时，一时谈得兴起，并无他意呢？
看着汴河两岸的繁荣，李曜不得不承认朱温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也远胜黄巢、秦宗权。甚至完全可以从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视程度来说明这三支军事集团之间的成败是有其必然xìng的。
黄巢、秦宗权这两支军事集团皆不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人员安抚。所到之处多劫掠、屠戮百姓。如《新唐书·黄巢传》记黄巢入京师后劫掠、屠戮事：“巢乘黄金舆，卫者皆绣袍、华愤，其党乘铜舆以从，骑士凡数十万先后之。陷京师，入自chūn明门，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巢喜曰：‘殆天意耶！’巢舍田令孜第。贼见穷民，抵金帛与之。尚让即妄晓人曰：‘黄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辈，各安毋恐。’甫数口，因大掠，缚捶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跌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货，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又如《新唐书·秦宗权传》记：“然无霸王计，惟乱是恃，兵出未始转粮，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这种大肆的劫掠、屠杀显然既不利于军队补给，也不得人心。
朱温则较为重视根据地建设。《旧五代史·食货志》记：“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猴，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辈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这就说明了朱温对于宣武镇地区经济、人民安抚方面的政策较有成绩。
此外，其麾下黄巢旧部，也有在这方面有建树者。如张元晏《授庞从武宁平难军节度使改名师古制》：“自委之留事，颁我诏条，惠爱行砖乡间，威望扬砖士伍。克成谣咏，远副忧勤。临戎既耀砖雄棱，抚俗备扬其善政。遗移岁月，足洽宠灵。是宜锡以族幢，进其官秩。奄有徐夷之一境，爱抚大彭之故都。”这表明庞师古在任武宁节度使时在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成绩。又如张归厚任洺州刺史时也曾在安抚百姓这方面有较为出sè的表现：“太祖录其勋，命权知溶州事。是郡尝两为晋人所陷，井邑萧条，归厚抚之，数月之内，民庶翁然。太祖自镇、定还，睹其缉理之政，大喜，赏之。”其余将领如赵克裕担任毫、郑二州刺史时曾招抚流散，安抚居民：“数年之内，继领毫、郑二州刺史。时关东藩镇方为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农战之备，复善于绥怀，民赖而获安者众。”此外，赵擎、张全义两位归顺宣武的节度使，也曾对其辖区内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因此李曜可以断定，朱温是较为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及人员安抚的。这比之黄巢、秦宗权势力的劫掠、屠戮要进步。陶慰炳《五代史略》中曾谈到：“中原五代历时都不久，后梁十六年，算是最长的，后汉仅仅四年，为历代王朝中寿命最短的。而在南方，吴越八十四年，吴四十六年，南唐三十九年，楚五十七年，闽五十五年，南汉、荆南各五十七年，前蜀三十四年，后蜀四十年。历时最短的前蜀也比五代中任何一朝要长。这是由于南方诸国‘保境息民”。唐末五代战乱频繁，而北方诸军阀势力能重视发展经济、安抚百姓者当以朱温最为突出。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能够成为五代北中国地区存在时间最长者，与其成员重视经济、人口安抚有关。当然，李曜不是要给朱温洗白，朱温这货在对外作战时残杀百姓，破坏经济的记载也是很多的，但是至少在他自己的辖区之内，其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人口也得以相对安定。
内可安邦，外能纵横，兵堪作战，这样的朱温，自然应该有今rì之局面。
正想着，忽然听见远处内河码头一片混乱，吵嚷、叫骂、哭喊，人头涌动，如蚂蚁一般四散奔逃，仔细一看，那码头已然浓烟滚滚，竟然起了火。
憨娃儿见了，在一边喜道：“起火了！”
李曜面无表情地道：“有人看着，你应该做出吃惊地样子。”
憨娃儿果然收起笑容，张大嘴巴望着码头，又是那副天然呆的模样。
李曜看了看码头乱象，忽然一叹：“憨娃儿，你说我这么做，算不算违背本心？”
卷二开山军使第205章金蝉脱壳（下）
汴河码头商船云集，且不说这其中的许多生意还有不少豪门高官或明或暗地参与其中，运送着许多值钱的物什，就光说这炎夏之夜码头起火，若未来得及遏制而形成大火，四散蔓延开来，只怕汴州城能被烧掉大半——须知此时的大多数建筑，主体材料可是木质。因此，码头的火势势必惊动整个汴州高层。
敬翔可能是第一个被码头火势惊动的汴军上层。他在院中纳凉时，发现天空忽然红了半边，立刻登上小楼去看，果不其然，离他府上不远处的汴州码头已经浓烟滚滚，火势熏天。
之所以敬翔发现得最早，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今天心里惦记着“王照”的事，晚上想来想去觉得这小子对于现在的宣武军而言实在是个烫手山芋，于是便在院中纳凉，火势一起，他立刻可以发现天空亮得不正常。第二是他府上离汴河码头实在太近，估摸只有两里路左右，火势一起，连他这边都隐约觉得热了不少。这两个情况合二为一，所以敬翔最先发现汴河码头起火。
敬翔看见火起，虽然一时吃惊，反应并不曾慢，立刻奔回房中取出两块令符交给自己的亲信，急道：“你二人各自持我令符前去汴州府衙与城南宣武军大营！左车，你让府衙迅速派人指挥救火，至少要控制火势蔓延，等待城外牙兵进城！西淳，你去城南大营，立即调动三千大军入城救火……记住，调动兵力不得超过三千！……不成，还是不成，你先别去，你与我去节帅王府，请了王妃手令之后再去不迟。”
之所以敬翔最后宁可选择耽误一点时候也不肯直接用自己的手令去调兵，自然是有他的考虑的，朱温的多疑，恐怕比曹cāo更甚，若是他敬翔一枚令符便能调动大军入城，朱温一定会有想法，这可不是敬翔所yù看见的。
而就在敬翔带着自己的亲信匆匆赶往宣武军节帅王府时，李曜已经不在汴河码头火势最盛的附近了，他坐在三四里外的一家茶楼内，看着满茶楼坐不住的茶客们争先恐后地冲出去远远围观，不禁在心里暗叹了一句：“都说中国人天生爱围观，果然不是胡说八道。出了什么事，第一时间围观，并看第一个上去的人做得怎么样，做得好就赞，做得差就骂，但就是谁也不肯自己先上。”
他忽然转头对憨娃儿问道：“他们可曾全然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我们只是制造混乱，不是为了烧掉什么物资，也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我不希望这次大火让我从逃难者变成刽子手。”
憨娃儿点点头：“郎君既然有命令，量他们不敢不从。这次大火，火势必然控制在三个时辰内可以被扑灭的程度，并且基本不会波及那个……郎君所说的居民区。”
李曜这才松了口气，他毕竟不是真正这个时代的人，即便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能烧掉整个汴州是对朱温极大的打击，可站在一个现代人的社会观来看，这么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社会灾难，火烧汴州固然一时爽快，可这汴州城的百姓难道就不是无辜的吗？让李曜如黄巢一般对屠戮百姓无动于衷，他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汴州如果真的忽然被毁，那么长安的李唐朝廷也势必跟着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因为如今的朝廷极度依赖运河漕运，一旦汴州这个漕运中心被毁，对如今的朝廷来说，收到的打击甚至有可能比朱温还大。
这或许不好理解，需要从晚唐的漕运制度说起。唐朝的运河建设，主要是维修、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大运河体系对古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皮rì休曾有《汴河怀古》诗，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在某种程度上平反：“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同时，唐廷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还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广通渠失修，逐渐淤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年约几十万石，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后来，京师用粮不断增加，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皇帝甚至只好率领百官、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于是，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重开广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韦坚主持。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时，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浐水也拦入渠中，作为补充水源。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300多里。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