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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公开公正，光明正大，以避免执法者以权谋私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
再次，是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mínzhǔ张。
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从孔子的“仁爱”，到曾子的“亲民”，再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说了，只有爱遍及众生，才算接近了“仁”（泛爱众而亲仁）。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说：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
“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也好。他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sāo扰以安民”。还作《爱民歌》，在军队中广为传诵。
但是，爱人也不是无原则的，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必须赏罚严明。曾国藩说：“古代人带兵打仗，首先强调赏罚分明。”他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便设置新的机构办案。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旧官吏。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
他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大小贪官胆战心惊，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又次，是打破官方儒学的**思想，坚持mínzhǔ管理任人唯贤。
自从西汉以来，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官方儒学就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董仲舒所制定那一套三纲五常的官方儒学rì益变成封建**主义的保护伞，这样就使儒学脱离了民本和mínzhǔ的本意。
我们常常把儒学叫做名教，西汉大儒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汉武帝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故也有“纲常名教”的说法。可从原始儒学来看，孔子所说的“名”并非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问孔子：“卫君等待老师您去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那一定是先正名分啊！”“正名”是孔子“仁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三纲”有本质的区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各自要带头做好自己的事情，君必须像个君王，臣要像个臣子，父要像个父亲，儿要像个儿子，这里任何一对关系没有上下之分，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也就没有**的成分。例如，当君像个君王，他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就不可能高高在上去压迫人民。其他关系也是如此。而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三纲”却是从上而下去制定维护秩序的政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当然也不可能再有mínzhǔ政治了。
孔子强调正名，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所做的事情就更多，它始终是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始终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这样的人自然会被人民群众推上国家领袖的位置，被孔子极为称道的尧舜禹三代政治就是如此。因此，孔孟原始儒学是带有浓重的mínzhǔsè彩的。
曾国藩处于rì益没落的清朝末期，官场**，外侮内乱，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没有能力去实现孔子所说的mínzhǔ政治，但他在自己的范围内实现了mínzhǔ管理和任人唯贤。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当湘军统帅，只因他德高望重，在大众的推举下他才走上统帅的岗位。因此，曾国藩作为一个统帅，他不专权，不迷恋个人权力，他喜欢把自己的权力分配给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样不仅奖励提拔了优秀人才，而且使他们成为统帅的重要臂膀。这些臂膀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替手，他们既包括副手也包括接班人，他认为这是办大事第一等要紧事。
他曾经写信致九弟强调“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信中说：“总须另有二堪为统带者，每人统五六千，弟自统七八千，然后可分可合。杏市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统？亦须早早提拨。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曾国藩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陆军方面，还是水军方面他都选择了很称职的将领。比如说陆军，他任用罗泽南、塔齐布、胡林翼、鲍超、李续宾、曾国荃；水师方面，他提拔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位水师统领。他们都部分代替了他，在接班人上，他也做得比别人好，曾国藩最大的成果就是栽培了他的接班人李鸿章。
然后是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自古以来，人们比较重视官方儒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读书当官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轻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实际上这是违背了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的，也没有真正懂“学而优则仕”的意义。还有后人把樊迟问种田，孔子批评他为小人的话也误解了。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有科学jīng神的。孔子说：“君子不器。”这句话朱熹解释错了，受朱熹注解的影响，后世很多人把“君子不器”理解为君子不要去学习具体的科学知识，他不需要去学一种什么手艺为社会服务。
实际上孔子的真意是：“君子博学多识，他不只是一样东西，只有一种用途。”孔子的思想是有入世jīng神的。虽然君子没有时间和jīng力去掌握世间所有知识，但是他应该努力去学习世间一切知识为人类造福。按照佛教来说，既学会世间的一切知识，还要学会出世的知识。世间的知识就是“五明”，“五明”即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
孔子自己就是多才多艺的，他从小就掌握了很多专业知识。《论语·子罕》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因为少年时代地位低贱，所以会做许多粗俗的事。君子会做这些粗俗的事是多余的吗？不多余啊！”子牢说：“孔子说过，‘我不能被国家任用，因此以技艺著称于世’。”
其实这段话翻译也多有误解（包括朱熹）。李曜觉得，在当时统治者的眼里，圣人不是普通的一个有技艺的人，更不能做粗俗的事。所以太宰是以圣作为疑问提问来的，意思孔子真的是圣人吗？如果真的是圣人，为什么还搞那些雕虫小技和粗俗的事呢？孔子对太宰的不理解表示遗憾，统治者总是站在自己高贵的位子上自以为是，而不知圣人把自己并非看得很高，为了众生的利益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所以圣人并非不能多才多艺，并非不能做粗俗的事。当然，孔子是有实现天下大治的志向的，但是天下无道，他无法去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自己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在技艺上却出名了。
李曜综合一下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那就是仁义道德是每一个人的思想追求，而并非妨碍每一个人学一门专业技能去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怎么还可能去追求利益他人的仁义道德呢？学了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才能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这是针对一般人来说的，对于上智之人把道德追求摆在第一位，他只追求出世之道，那就另当别论了。
曾国藩深刻领会了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他发起洋务运动，让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在曾国藩之前，曾国藩的湖南老乡魏源已经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等主张。魏源因为时代的局限没能付诸实践，曾国藩则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付之实践的第一人。曾国藩派人留学，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开放的先河，使中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工业生产。
曾国藩还在同太平天国作战初期针对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也购置了不少西洋枪炮火器与之相战，以后更是致力于国富民强、力主学习西方科技工业的实践，开始了“使彼之长，我皆有之”的洋务起步。在曾国藩推动下，清廷在1860年正式设立管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部，以此为起点，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式起动。
曾国藩创建了引进和学习西洋军工技术的安庆内军械所，把当时全国最优秀的jīng于西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安庆的这个兵工厂内。他效仿西方技术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