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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东西在唐朝时只是偶尔由皇室赏赐给臣下，纪念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而且由于很少铸造，因此铸造工艺也称不上多么先进。
只要李曜不插手铜钱铸造，在李晔看来，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李曜提到大唐钱庄的金币、银币乃至将来的纸币，都可以用来直接以两税法规定的钱币纳税来上缴朝廷。不得不说，这位皇帝陛下的金融知识在李曜看来纯属零分。李曜甚至在心中忖道：“这朝廷上下完全没看出大唐钱庄所铸造的钱币可以直接纳税意味着什么，我要是想从中牟利，只需要提高币值，而实际所用金、银的纯度低于足金足银就足够赚得盆满钵满，而民间如果只用这钱来交税，那么最终亏本的就只剩这个朝廷了……”
当然，他要一个能赚钱的金融体系，却并不打算用这种手段扰乱经济发展，所以钱币的铸造，肯定不会在这上面短斤少两。
从东内出来后，李曜直接回了自家王府。他这个“首相”干得轻松，平时也不揽权，并不因为自己在宰相中地位最高或者说军控了长安，就将中书门下大小事务一齐把持住。政事堂的执笔宰相制度依旧施行着，而他这个首相，反而早已有天子下诏优抚，大体意思就是他想去做执笔宰相时，提前一rì通知诸相即可，诸相的执笔安排就随之往后挪动一天。
权力很大，zìyóu度却很高。这似乎也算是军阀控制中枢的典型模式之一了。
虽是回了王府，但李曜却也并非回去休息，路上他就派人通知了万年县令和几名大唐钱庄的负责人到他府上候着，今rì还有要事要办。
大唐钱庄还在筹备期，正准备择rì开张，主要的负责人都暂住崇义坊周围，受到李曜的命令，立刻就赶去了。李曜回到家中时，这批人都已经赶到他府中。倒是治所相距崇义坊也并不远的万年县令，这时还未曾到来。
这次李曜命钱庄的诸位负责人前来，主要是最后商议一下钱币的防伪手段。
历史上出现过假币事件难以详述，有时，假币泛滥甚至会危及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近代史上就曾有人把制造假钞作为摧毁敌国的一种武器。1762年维也纳银行采取了当时一般的防伪方法，发行了齐多尔银行钞票。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后，于1806年攻占维也那并下令复制齐多尔票的印版并没收了原版，在巴黎、意大利大量印制齐多尔银行的假钞。
在美国dúlì战争时，英王乔治三世下令制造伪大陆票，进入美国本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下令组织专家们，用jīng美的水印纸仿造英国纸币，为第三帝国发动战争筹措资金。
抗rì战争期间，rì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大肆掠夺中国财富，发行伪钞则是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之一。
李曜穿越前，记得人民币“换届”那会儿曾看见过一个资料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各类仿冒高档商品和伪造票证等形成的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之多。在国际市场上，那五年之中有纪录的重大商品假冒伪劣事件就已超过2000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医药、食品、烟酒、饮料等领域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常使人防不胜防。
或许正是因为假币、假货层出不穷，一种特殊的印刷技术——防伪印刷便悄然诞生了。
没有李曜改变过的大唐，就有成都人始创了水纹纸，这在造纸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特别是在防伪上。水纹纸的做法，一是印明花法，类似木刻水印；二是印暗花法，即后世人们熟知的水印。在宋代，成都特制楮纸在抄纸过程中进行了特殊的砑花，难以仿冒，所以包括交子在内的宋代纸币用纸均在成都制造，造水纹纸的工艺被用作纸币的防伪措施之一。就算是在后世，水印也仍然广泛用于印制需要防伪的高级公文纸、钞票、护照、证书、账册等。
这种水印法，是李曜从《天工开物》里看到，并提示河中军械监试制成功的。其第三个步骤，叫做荡料入帘。乃是取出煮烂的原料放在石臼里用力舂成泥状，再用适量的水调配，使纤维彻底分离并浸透水分，成为纸纤维的悬浮液，再倾倒入纸槽里，然后用细竹帘在纸浆中滤取。于是纸纤维会留在竹帘上形成一层纸膜，抄纸工匠在纸槽边重复舀水、抬起竹帘等动作，每次承受的重量大概是后世的20公斤。不过抄纸的难度还在于，抄的轻纸会太薄，抄的太重纸又嫌厚，这就全凭工匠的经验，李曜目前还未想到怎样把这个控制进流水线生产中，不过却把这个难题当作一个课题，交给了军械监的相关技术组。
李曜之所以肯定唐末时已经可以考虑实现纸币流通，主要是因为北宋时交子的大量流通并未出现大的麻烦（无风注：其实宋朝经常因为多发交子而出现通货膨胀，但那是zhèngfǔ的金融掌控力太差，或者是故意掠夺民间财富——如我大天朝）。
中国毫无疑问是历史文明古国之一，但可能被西化掉的头脑很难相信，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如将宋代的交子定义为正式的国家纸币，那么早在西周初期，纸币的萌芽就已经产生了。
《周礼·载师篇》记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就是以布为材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布上有币名、年月、地址、钱数、发行人印信。《周礼》中还载有“听称责以傅别”、“凡买卖者质剂焉”。“傅别”、“质剂”都近似予现在的票据。chūn秋战国时期，曾通行皮币，“昔者大王居分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民间也曾通行作为交易媒介的牛皮。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曾制造白鹿皮币，后人多认为是一种筹集国用的债券。东汉也用过类似里布的布币。魏晋南北朝兴起了寺院柜坊及豪门郾店，吸收存款。出具可流通的存款收据，在市面上流通。
唐宋时期柜坊设立得更多，可发行的帖已深入人心。《太平广记》引《唐逸史》说：“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也”。吴曾的《能改责漫录》中，也有“取笔写帖付生rì：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钱，与汝作业。”此二篇虽为当时神话小说，但钱帖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是可见的。
柜坊接受存款人的帖（就是支票），就支付通货的事实，在大唐就已经有了。就是到了北宋时代，在健全的柜坊中也还是这样的实行着。大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印刷、造纸业也得到较大发展，此时期印刷、造纸、丝织、金属、陶瓷等手工业品都有很高水平。甚至可以说，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如已出现“飞钱（汇款）制度。作为纸币的基础，大唐造纸术在汉代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新唐书载，大唐已开始用厚纸制作和使用纸器、纸杯。在晚唐，中国已经发明了用植物纤维造成举世闻名的宣纸，这就为宋代使用纸币打下了基础。
本书前文曾说过，唐宪宗时，就有飞钱和便换，凡商贾到京师，可将钱送存诸路进奏院（各地在京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也可送存在诸军、诸使、官家，由收存人出给收据，然后持收据可到异地取钱，购办货物，这是一种异地兑钱的凭证。唐人赵磷的《因话录》中就有一例“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责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套之衣囊。”而五代楚王马殷，大量发行笨重的铅币、铁币、市上用的契券，其中契券也有纸币的xìng质。
到了北宋时，当时四川仍行用铁钱，因钱重价轻，不便使用，商人乃出具收据形式的纸帖，在市面上通行。宋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成立了交子铺，发行交子，用铜版印制，以便通行和兑现，后因交子舞弊，经营不善而归官办。商办交子因能够兑现，故有信用纸币的xìng质。
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真宗初年，仍称之为“交子”，那时候北宋朝廷开始筹议将交子改归官办。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并从第二年开始发行官交子，掌握纸币流通事务。“交子”成为世界上晟早的纸币，这绝非偶然。纸币的产生源于北宋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兴旺发达，当时的四川就是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的中心之一。
方才说了，交子最早时，其图案有屋木人物。用朱墨两sè，还有备私人铺户的押字，“各自隐密题号”，以防伪冒。几年后，即宋仁宗天圣元年，由官府接收，特令在四川设置交子务，作为发行交子的机构。纸币先用木版印刷，后又改用铜版印刷。交子的币面价值，最早限于一贯至五十贯，在发放时临时书填，类似近代支票。宋仁宗宣元二年，改为发行五贯与十贯两种交子。宋神宗熙宁元年，又改为发行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交子。币面价值临时书填，改为定额印刷，这是纸币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交子为三sè铜版套印的纸币，立界（期）发行，三年一界。到了徽宗崇宁四年，又改为钱引，并于大观元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钱引仍为三sè套印，至南宋初仍大量发行。南宋还有地方纸币，如河池银会子、两淮交子、湖广交子、铁钱会子等名。南宋初年民间还通行便钱会子，后改为官办。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又出现了商人纳钱，zhèngfǔ给以贩卖茶业、宝货、盐的凭证。还有现钱关子，公据关子、内关、金银现钱关子等名目。
金于海陵王贞元二年，就设立了交钞库，发行交钞。基本上是仿宋朝的交子，纸币上有发行机构，官员等的印章，另有编号、花纹图案等等。后又发行有宝券、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重宝、天兴宝会等名目。
元朝是中国纸币最为盛行的时期，元初纸币为各地单独发行。元世祖中统元年，印发中统交钞，又称丝钞。后又陆续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银货、蟹钞、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