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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兴元之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兴元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兴元,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一来,其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兴元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
李曜微微摇头,似是惋惜,似是庆幸,说道:“其后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兴元。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兴元。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兴元,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兴元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颇为不错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只是未曾料到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李曜啧啧两声,道:“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兴元经营的得失,的确可看出兴元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兴元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巴蜀,军事重心却尽在兴元。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兴元;以攻而言,兴元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兴元不守,则巴蜀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兴元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则强调‘若失兴元,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兴元的防御方略,蜀汉之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他微微一顿,接着总结了两句:“姜维在兴元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兴元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巴蜀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众人显然未曾料到李曜对三国这段历史知道得如此详细——唐朝尚无《三国演义》,众人虽也可能读过“寿志裴注”,但显然很少会有人精研这一时期,毕竟后世人人俱知三国,主要是因为《三国演义》,由因为三国演义而出现了许多游戏作品而来。因此,李曜将这段历史细细一阵分析,便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心中暗道:“难怪右相历来神算,以如此渊博之学识,又自创‘战略科’、‘战术科’等新学,能不神算?”
李曜以插嘴,连李巨川也有了兴趣,笑道:“右相总结得极是,某经这一提示也想起来了,南北朝对峙之结束,似乎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兴元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李曜微微点头,他知道这的确是一条颇为有效的大战略,当初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也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兴元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不过这个战略因为蒙哥的意外死亡而中断了。
郭崇韬颇有争胜之心,李曜插嘴他说不上什么,但李巨川插言一句,甚至得到右相点头认可,他就觉得自己不能再任风头被旁人压下了,当下抢着道:“兴元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应该说,便在兴元地区。”
这话果然有用,李曜的目光立刻朝他投来。
郭崇韬找回解说权,自觉又成了主角,振奋精神,道:“史上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巴蜀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巴蜀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巴蜀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巴蜀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巴蜀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巴蜀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这一说,李曜能够理解,要不然的话,杨行密拿下鄂州之后,就不该息兵,而应该直接朔江而上,去跟王建死磕了。
郭崇韬不知李曜想法,还在继续解说:“巴蜀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兴元则对巴蜀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兴元对巴蜀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兴元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兴元与荆襄,兴元居其上游。苏秦族弟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兴元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兴元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东南王朝无论是恃巴蜀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兴元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兴元地区。”
这一说法李曜还真第一次听,他下意识看了其余众人一眼,却见除了总参的一批军官之外,别说兵部诸人,便是李袭吉甚至李巨川都陷入思索当中,他顿时心中欢喜:总参果然是有用的啊……
郭崇韬也见了,下意识面露微笑。
因为郭崇韬老说南北对峙,李曜这时却忽然联想起南宋来。他发现真正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兴元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兴元、陇西尚处二线,巴蜀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巴蜀、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兴元。他上疏宋高宗说:“兴元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
张浚对兴元的经营规划充分利用了兴元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兴元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巴蜀大后方,又能左右伸缩,联络陇西、荆襄,流通战争资源,呼应关中、中原等前线地区的战事。这样,兴元在南方的上游地区实居枢纽性的地位。张浚之议虽未被采纳,不过,由于张浚对兴元的经营,南宋以川陕、荆襄、江淮呼应作战的一字长蛇之势却得以形成。
郭崇韬心中得意,继续道:“兴元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兴元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兴元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兴元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兴元,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巴蜀和兴元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巴蜀二地。自关中、巴蜀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巴蜀却较易。自兴元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兴元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兴元、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这种做法,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巴蜀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兴元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李曜心中一惊,下意识皱眉道:“那是不是说,王建北上争兴元,乃是有意趁我等与李茂贞鹬蚌相争之际,谋夺凤翔,继而出兵陇西,完成当年诸葛亮之布局?”
“不错,若王建身边有能人,那么此举正有这种可能。”郭崇韬见李曜反应如此之快,越是兴奋,道:“利用兴元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或者说是争夺。”
李曜对这段历史不大熟悉,但此时不是表示谦虚大度的时候,于是只是微微点头,示意郭崇韬继续。
郭崇韬便道:“南北朝初期,仇池氐人成为陇西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即今日兴元——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