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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平二年（908，即阿保机称可汗第二年）阿保机遣使至梁求册封事虽不见《辽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见于《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及《资治通鉴》，当无可疑。不过，由于他并没有兴兵攻晋，封册一事就此作罢。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机与朱梁仍有较多来往。同时，他也并未与河东李氏决裂。据《辽史》，辽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后，阿保机“遣使吊慰”。而据《旧五代史》，其时潞州将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际，李存勖向阿保机求救，阿保机“答其使曰：‘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许出师。会潞平而止”。“许出师”云云，疑是敷衍之语，不过这也说明他认识到朱全忠虽能废唐帝而自立，但恐尚无能力统一中原，因此仍然选择依违二者之间。
梁乾化二年后，史料中再也见不到阿保机遣使赴梁的记载。同时，我们也看不到他与河东有何联系，因此这并不意味着阿保机转而臣服李氏。这是为什么呢？朱梁自立国之日起就与沙陀李氏连年交兵，乾化元年柏乡大败后一直处于劣势。乾化二年，梁太祖为次子所弑，朱梁陷入内乱，其前景更为阴暗。但同时，河东李氏也还没有能力在这场纷争中取得绝对优势，中原形势可谓一片混乱。阿保机乾化二年后既不朝梁也不聘晋，不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踪中原局势的发展，而且暗示他可能已有称帝的念头。
但此时阿保机称帝的时机还未成熟，契丹内部挑战其权威的还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并不稳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机诸弟三次叛乱，他的政治前途险象环生。太祖七年诸弟之乱平息后，八年阿保机对异己势力进行了全面清算。公元916年，阿保机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称帝建元。对于这一时机的选择，当然与内乱平定有关。不过，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可能也是因为912年以来朱梁李晋相持不下，中原局势异常混乱，让阿保机清楚地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那么在阿保机的心目中，他所建立的大契丹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称帝建元，是在统治者称号和政权纪年方式这样关键性的礼仪方面模仿汉制。而匈奴、柔然、突厥及回鹘都未称帝，亦不建元。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这是在礼仪和统治者继承人的制度性安排两方面采用汉制。此后辽太祖又有进一步的措施。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按《五代会要》，“契丹本无文字，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契丹与事者有耶律突吕不及鲁不古，据《辽史》其本传，前者以赞成功“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后者“授林牙、监修国史”。契丹国书的创制，应与王朝政治有关。国子博士、知制诰、监修国史诸职，是中原官名。这些都反映出阿保机的汉化倾向。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此处的“正班爵”尤非虚语，阿保机对其时契丹诸职的品级班列进行了明确规定。事实上，早在他称可汗期间，就已变现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太祖七年平叛后，阿保机“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游牧文化素贵壮贱老，所谓“省风俗，见高年”云云，当来自汉地传统。
神册年间能体现阿保机汉化倾向的还有两大事件。一是神册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后来的上京。游牧族政权往往并不需要都城，常常只有王庭或牙帐，因为其中央官僚机构和全国性的经济贸易并不发达。如果单纯从行政或经济角度着眼，神册三年阿保机还未征服渤海，也还未据有燕云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属于皇帝私有，就是头下军州，契丹完全没有必要建立像皇都这样庞大的都城。那么，阿保机建皇都，就只能从礼仪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皇都与称帝一样，是阿保机采用汉地王朝的礼仪模式，来论证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同样表明阿保机汉化倾向的第二件大事是神册三年五月，阿保机“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值得注意的是，孔庙列在了佛寺和道观之前。神册四年，阿保机“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这就说明，神册三年诏中的次序含有深意。《义宗倍传》记载了这份诏书背后的决策过程：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所谓“佛非中国教”，正毫无保留地说明阿保机心目中的模仿对象正是中原王朝。神册四年，他亲自去孔庙祭奠，同样表明了他的态度。
以上讨论说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阿保机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汉式国家。与此同时，契丹权力中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韩延徽、康默记与韩知古为首的汉人幕僚群体，而且阿保机重用的契丹贵族中也多有汉化颇深者。那么，在其心目中，大契丹国的疆域是否应当包括中原呢？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阿保机称帝后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
神册元年前，契丹南侵仅以掳掠为目的，攻破汉地城邑后随即退走。但神册元年，契丹对汉地政策则有一个重大转变。《辽史·太祖纪上》载：
（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时梁及吴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环城观之，因赐滕彦休名曰述吕。
这是史料中契丹改变其掳掠政策，试图占领统制汉地的最早记载。同样能说明阿保机雄心的，是他在梁和吴越二使前夸耀自己成就的举动。据《太祖纪上》，神册元年四月“甲辰，梁遣郎公远来贺”，“六月庚寅，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我们注意到，梁乾化二年之后阿保机不再朝梁，至此已近四个年头。此时后梁大将杨师厚已殁，梁军在与晋军的交锋中连战连败，军事形势非常不利。郎公远此来，可能系梁末帝主动拉拢契丹，试图建立针对李晋的同盟。刻意引中原二使，尤其是自称承唐之正朔、阿保机曾求封册的梁之来使，在契丹攻破之蔚州“环城观之”，让人可以揣摩到阿保机的不臣之心。
但神册元年攻下山北诸州后，契丹并未能据守。翌年又围幽州，经历了长达四个月的攻坚战，在李存勖的援军到来后幽州围解。因此，神册初年阿保机在汉地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太祖将视线投向了辽东地区，开始重点经营辽阳。神册三年十二月，阿保机“幸辽阳故城”。神册四年二月，“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同年五月，阿保机“至自东平郡”。在半年时间内，他至少两度来到辽东，说明了对这一地区的重视。无风以为，阿保机对辽东的经营是其在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不顺利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但同样意味着他对农耕地区的重视，也应当在汉化的大背景下考虑。
阿保机针对中原的另一次大型军事行动，发生于神册六年至天赞元年（922）间。其时镇州张文礼和定州王处直受到河东李存勖的军事威胁，遂引契丹入援。阿保机南下之初，进展顺利，攻破涿州，挺进定州，这时李存勖已亲率大军赶至，双方在定州附近大战。李存勖一度被围，形势十分危急，最终血战突围，契丹军遂退。这次南侵也以失败告终。
定州之败给了阿保机一个很深的教训，让他冷静下来，再次思考南下的策略。深思熟虑之后，他转变主攻方向，在天赞三年（924）六月乙酉下诏，将大契丹国的短期发展战略概括为“两事”，遂定下先平漠北和渤海之策。当日阿保机亲率大军出征漠北，十月即平之。天赞四年十二月，他再度亲征，兵锋指向了渤海。
为了保证渤海一役的成功，出兵前阿保机假意与后唐修好。《五代会要》载同光三年（925，辽天赞四年）五月，“（契丹）遣使拽鹿孟等来贡方物”。天显元年渤海定后，阿保机“以平渤海遣使报唐”。而后唐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是年六月，唐明宗篡嗣后“遣姚坤以国哀告”。
史籍中详细记录了姚坤与阿保机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阿保机之政治雄心意义重大。《旧五代史》载：
阿保机先问曰：“闻尔汉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凶问至矣。河北总管令公……今已顺人望登帝位矣。”阿保机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其子突欲（即皇太子耶律倍）在侧……因引《左氏》牵牛蹊田之说以折坤，坤曰：“应天顺人，不同匹夫之义，只如天皇王初领国事，岂是强取之耶！”阿保机因曰：“理当如此，我汉国儿子致有此难，我知之矣。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乐官千人，终日放鹰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掣，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彼此无恶，足得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