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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淡淡地道：“你们也不必告诉孤王，去找你们的都有哪些人，因为……”他目中透出一股坚决：“孤王不打算在这些地方设置节帅了。”
李巨川微微错愕，王抟却是立刻反应过来，眼前一亮，问道：“大王欲收权中枢？”
“有何不可吗？”李曜扬眉反问。
王抟沉吟道：“某不忧其他，唯恐军心不稳。”
他这一说，让李曜一下子想起了宋太祖赵匡胤收兵权的事来了。
后世有史学家聂崇岐先生说：“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李曜认为此说极是。
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地方部队。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断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方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形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不但没有多少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当然，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
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
李曜很早就有收兵权之心，特别是节度使制度，在他穿越前的课本中，就一直是藩镇割据的元凶，因此李曜对于节度使制度其实是很反感的，总想在有合适的机会之后将之铲除。而现在，他跟宋太祖当年的情况有些类似，这就让他看到了动手的机会。
虽然宋太祖那会儿已经称帝，而李曜如今只是掌握朝政却并未称帝，但他们二者有一点最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其在朝廷主要军事力量体系中，都同样拥有足够的权威。
因此，李曜最近一段时间，一得空便思索能不能从宋太祖收兵权的办法中找到一些灵感，或者说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他自己的收兵权举动加大几分成算。
他回想了一下，宋太祖即位后，其实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调整。
比如“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可见“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太祖当时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
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军，平息二李之乱，可谓功勋显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政绩。其余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安然处世。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确定了适当的角色。
不过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